艱苦的日常作息
清晨 5 時 30 分鬧鐘響起時，王先生和 4,000 名同學只有八分鐘時間起床、整理床鋪，並在操場集合。到了 5 時 38 分，他們便開始每天 1.6 公里的跑步。接下來是長達 16 小時、幾乎不會在晚上 10 時前結束的高強度讀書時段。宿舍在晚上 10 時 10 分熄燈。這就是河北省衡水市第二中學一週七天、連續三年的日常作息。現年 23 歲的王先生回憶起當時嚴格的紀律：棉被必須摺成完美的長方形，床單不能有一絲皺褶，早餐和晚餐各只有 15 分鐘。其他時間全都用來讀書。這套極度嚴格的作息只有一個目標：在中國的全國大學入學考試高考中取得佳績，進入清華或北京大學等頂尖大學。
這種教育方式被稱為「衡水模式」，因將學校變成考試工廠而聲名狼藉。不過，近期數據引發了外界對這種極端做法成效與可持續性的辯論。據報導，這套嚴格制度的發源地衡水中學，2025 年僅有 45 名學生考上中國排名前兩名的大學，遠低於 2019 年高峰期的 275 人。網路圖表顯示，該校自 2021 年起的錄取人數持續下滑。這波低潮讓中國網友質疑衡水模式是否失靈，或是反映教育體系更深層的弊病。有批評者認為，這種經歷會扼殺學生的學習熱情；支持者則主張，相較於其他地方學校，衡水模式能提供紀律和機會。
壓力的象徵
圍繞衡水的爭論，遠不只是單一學校的數據問題。它已成為中國以考試為核心的教育制度中巨大壓力的象徵。高考普遍被視為向上流動最明確的途徑，也是數百萬家庭人生中的重大關鍵。人口結構變化更加劇了這種壓力；數十年的一孩政策，使家庭將期望與焦慮全都寄託在唯一的孩子身上。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桑國元指出，儘管高考難以衡量創造力或軟實力，但對學生人數龐大的中國而言，它仍是最有效率的選拔機制。要在不損害公眾對公平性的信任下取而代之，難度極高，因此內部改革是唯一可行的選項。
2025 年約有 1,335 萬名學生參加高考。雖然約有 80% 的考生會接受某種形式的高等教育，但同時考上清華與北京大學的比例不到 0.5%。桑教授認為，對低收入、農村或少數民族家庭的學生而言，這套以考試為基礎的制度可能改變人生，提供難得的社會流動機會。他本人也是受益者，從青海省農村透過高考進入北京的頂尖大學。然而，這套制度的人性代價不小。每年六月高考期間，中國各地城市幾乎全面停擺：交通改道、工地停工，航班也調整路線，以降低對考生的噪音干擾。
考試工廠的運作方式
即使以中國競爭激烈的高中標準來看，衡水模式的軍事化紀律仍格外突出。每日作息幾乎沒有留給課業以外活動的空間。不過，專家指出，衡水中學過去的成功或許不全是嚴格教學方法的功勞。21 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多年來，衡水中學積極招收全省各地成績最優異的學生。這種做法雖然違法，但直到 2017 年前後都受到地方當局默許。因此，該校匯集了全省最優秀的人才，錄取成績自然亮眼。當局限制跨區招生後，該校創造頂尖成績的能力也隨之下降。其他試圖仿效衡水模式的學校，往往只複製嚴格作息，卻無法招收到頂尖學生，因此成效不彰。
這種環境對心理造成的影響也招致不少批評。反對者指責這套制度把學生當成考試機器。社群媒體上流傳著一些誇大說法，例如學校在窗戶上加裝鐵柵欄以防學生自殺，儘管這類傳言往往已被證實不實。這些謠言反映出大眾對衡水這類學校投射的深層焦慮。不過，也有家長反對妖魔化這類學校。兒子畢業於衡水中學的王鸞認為，學校環境正向，教師也很負責。她指出，兒子備考那年甚至還有假期，不像有些學校。對許多經濟條件較差地區的家長而言，衡水模式所提供的紀律，是換取孩子擁有更好未來機會所必須付出的代價。
壓力的制度根源
分析人士強調，個別學校的選擇無法解決系統性問題。學生承受的壓力，源自上級如何評量學校。桑教授解釋，各省教育主管機關往往依據考試成績施加排名壓力。在許多地區，校長升遷和學校獎勵直接取決於考上頂尖大學的學生人數。在評量指標改變之前，學校幾乎沒有減少課業或拓展課程的誘因。激烈競爭形成惡性循環：學校必須加大力道才能維持排名，學生也得犧牲更多才能跟上。
這種環境助長了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在近期一場教育論壇上，多位知名學者警告，中國競爭激烈的教育制度正讓大多數學生受挫。他們指出，學生普遍出現學業倦怠，憂鬱症比例也在上升。學者呼籲推動改革，不再只看考試分數，並肯定多元才能與發展途徑。這也呼應政府更廣泛的政策措施，例如 2021 年推出的「雙減」政策，目標是透過減少作業和管制營利性補習來減輕學生負擔。然而，只要高考仍是決定成敗的最終標準，這些配套政策的影響就有限。只要一場考試決定大學錄取，追求最高分數的誘因就會凌駕於促進全面身心健康的努力之上。
改革無可迴避的制度
十多年來，中國政府持續嘗試改革高考制度，以處理死記硬背和不公平等問題。國務院於 2014 年啟動的現行改革，目標是建立更全面的人才選拔制度。主要變革包括取消文理分科。在新制下，學生須修習三門必考科目（語文、數學和外語），並從多種選項中另選三門科目。部分地區採行「3+3」模式，其他地區則採「3+1+2」模式。這種彈性安排旨在讓教育更符合學生的興趣與未來職涯方向。
另一項重要改革是「兩依據、一參考」招生架構。這套制度讓大學招生不再只看分數，而是採取更均衡的評量方式。「兩依據」指傳統的高考成績，以及學生三年高中期間參加的學業水準考試成績；「一參考」則是綜合素質評價制度，評估社會責任、身心健康和藝術成就等軟實力。這套制度旨在讓大學更全面了解學生的能力，理論上也能降低期末考試攸關生死的壓力。
實際情況
儘管制度有所調整，許多學生的親身經歷顯示，壓力並未減輕。在浙江等試點省份，讓學生某些考試科目可以多次應考，原本是為了減輕焦慮；但學生反映，準備時間提早、考試次數增加，反而更緊張。為配合新的考試時程，教師往往得在一年內趕完兩年的課程。浙江學生姚南芳形容，她每天讀書到凌晨 1 時或 2 時。她指出，即使有重考機會，家長和老師仍把每次應考都當成最後且唯一的機會。重考後成績若未提高，這種恐懼便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
此外，承諾推動的全人教育，遲遲未能在課堂中落實。校長坦言，教學仍高度聚焦考試準備，而非培養學生全面發展。學生也有同感，表示即使題型改變，應對方式仍是無止盡地練習，以掌握考試模式。姚南芳諷刺地說，學生不需要體育課、食物或睡眠，只需要更多練習題。現實是，只要大學招生仍主要依據考試成績，教學方法就難免以提高分數為核心。
公平與流動的挑戰
公平問題仍是改革過程中的核心矛盾。過去，高考與戶籍制度戶口緊密相連，迫使隨父母遷居的子女返回原籍參加考試。對已在城市生活多年的家庭而言，這造成極大不便。自 2012 年起推行的改革逐步放寬限制，符合資格的隨遷子女得以在居住地所在省份參加高考。研究顯示，這項政策大幅提高了中學年齡層子女隨遷的可能性，讓家庭得以團聚，孩子也能取得城市教育資源。
然而，各地教育品質差距依然存在。富裕省市擁有更完善的設施、經驗更豐富的教師，也有更多課外培育活動。政府雖推動專項招生計畫，提高中西部地區學生的錄取名額，但資源落差仍影響升學結果。過去針對競賽或其他成就加分的制度，為防止家境優渥的家庭鑽漏洞，已大幅縮減。然而，富裕家庭仍在補充教育上投入數十億元，維持難以透過管制消除的優勢。
心理健康危機
持續不斷的學業壓力帶來的人性代價，正日益明顯。中國青少年自殺率研究顯示，家境富裕、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其子女有時反而比弱勢家庭子女面臨更高風險。這與全球趨勢相反，也凸顯競爭環境中父母期望所帶來的獨特壓力。農村「留守兒童」因孤獨和缺乏父母支持，同樣面臨較高風險。即使父母出於關愛，對孩子寄予厚望所帶來的巨大壓力，也已成為青少年憂鬱的一項令人痛心的因素。
當局已採取措施應對，例如禁止在週末和假期提供有償補習。然而，應試教育的文化根源仍深植社會。自 1977 年恢復舉辦以來，高考不只是一場考試，更是左右中國人生活節奏的文化制度。要改變數百萬將教育視為唯一社會流動階梯的家長觀念，是一項世代挑戰。即使政策制定者提倡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市場現實往往仍是頂尖大學畢業生能找到最好的工作。在特定大學的學歷背景與職涯成功之間的經濟連結減弱之前，追求高分的誘因依然存在。
未來之路
衡水中學近期成績下滑，可能代表轉捩點，也可能只是積極招收外地學生的做法終止後，成績回歸常態。無論如何，這場下滑引發的檢視都很必要，迫使外界正視一種重效率和標準化指標、輕個人福祉與創造力的教育模式所面臨的限制。隨著中國邁入由人工智慧與創新驅動的時代，批判與創意思考能力的重要性正逐漸超越死記事實的能力。現行教育制度可能培養出擅長應試、卻未準備好面對現代職場複雜性的學生。
真正的改革不能只調整考試形式，也必須改變學校層級的成功衡量方式。如果省級主管機關不再只依據考上頂尖大學的人數決定學校經費與校長升遷，學校便能更自由地拓展多元課程。改革也需要強化「綜合素質評價」制度，確保它能公平、一致地衡量學生潛力，而非流於主觀的附加項目。最重要的是，必須提供學生職涯指引與心理支持，協助他們適應不那麼僵化、卻可能更令人困惑的教育環境。
對王先生這樣的畢業生而言，衡水經驗複雜難言。他承認那段日子很艱苦，但也珍惜由此培養出的韌性。他也懷念在高壓環境中仍展現善意的老師。回想當時，他提起學生間流傳的一句話：「吃過衡水的苦，以後吃什麼苦都是甜的。」這種堅忍值得敬佩，但不該成為中國教育唯一的標誌。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在維持高考公平性的同時，拆解造成如此苦澀的工廠式思維，轉而建立兼顧卓越與學習樂趣的制度。
重點整理
- 衡水模式因頂尖大學錄取人數據報下滑而受到檢視，也引發應試教育侷限的辯論。
中國的高考仍是社會流動的主要途徑，但也為學生帶來巨大壓力，造成學業倦怠與心理健康問題。
政府透過「雙減」政策和調整考試科目等改革，試圖減輕壓力並促進全面發展，但實際落實往往落後於政策目標。
各地資源差距和戶籍制度的歷史限制依然影響教育公平，使農村與隨遷學生面臨不平等的機會。
專家認為，若要實質改變，就必須讓學校的評量指標不再只看數字成績，才能推動更多元、更人性化的教育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