娛樂的代價
想像一下，只因看了一部電視劇，就得面對行刑隊。在北韓，這不是反烏托邦小說情節，而是有紀錄可查的現實。國際特赦組織發布的一份完整報告指出，包括青少年在內的北韓民眾，因收看《魷魚遊戲》等南韓影視作品、軍旅愛情劇《太陽的後裔》，或聆聽 BTS 等團體的 K-pop 音樂而遭公開處決。報告根據 25 名於 2012 至 2020 年間逃離北韓者的詳細訪談，描繪出一個國家與南方鄰國文化影響力交戰的駭人景象。
報告揭露了北韓社會核心的一個殘酷矛盾：外國媒體廣泛流傳，官員和安全人員甚至也經常公開觀看；但一般民眾若被抓到接觸這些內容，可能被判多年強迫勞動，甚至遭公開處決。懲罰輕重並非取決於違法行為本身，而是取決於被告的財力與人脈。沒錢的人面臨死刑，有資源的人則能花錢脫身。
國際特赦組織副區域主任莎拉・布魯克斯形容，這是一套層層交織著腐敗的鎮壓體制。她強調，當局將取得資訊定為犯罪，違反國際法，卻又讓官員從害怕受罰的人身上牟利。這形成雙重司法體系：同樣是觀看南韓戲劇，結果可能只是警告，也可能是死刑。
以血寫成的法律
2020 年，北韓頒布《反動思想文化排斥法》，將嚴懲接觸外國媒體明文入法。該法將南韓內容界定為麻痺人民革命意識的腐朽思想，規定僅因觀看或持有南韓戲劇、電影或音樂，就須服五至十五年強迫勞動。被控大量散布內容或組織集體觀賞的人，則可被判死刑。
這項法律出台之際，平壤當局在 COVID-19 疫情期間加強邊境封鎖與內部管控，是建國以來持續限制措施的正式升級。2020 年的法律建立在數十年禁令之上，並新增具體法律框架，讓當局得以對文化相關犯罪判處死刑。聯合國調查委員會在 2014 年一份具里程碑意義的報告中記錄了類似情況，指出北韓犯下的酷刑、處決與強迫勞動等危害人類罪，在當代世界無可比擬。
儘管採取嚴刑峻法，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仍指出，南韓媒體在北韓社會各階層廣泛流傳。受訪者描述，這是公開的秘密：工人公開看外國節目，黨政官員引以為傲地觀看，安全人員私下收看，警察則安心觀看。人人都知道大家在看，包括負責掃蕩的人也不例外。
腐敗經濟
在這套高壓體制下，一種精密的賄賂經濟逐漸形成，決定誰能活、誰會死。2019 年逃離北韓、現年 39 歲的崔秀彬（音譯）提供證詞，揭示生存所付出的金錢代價。她說，做出相同行為的人，命運卻完全不同，唯一的差別就在於財力。
人們因同樣的行為被抓，但懲罰完全取決於有沒有錢。沒錢的人會賣掉房子，湊出 5,000 或 10,000 美元，付錢離開思想改造營。
2019 年逃離北韓的 28 歲金俊植（音譯）曾三度因觀看南韓戲劇被抓，但因家人與官員有往來，僅受到警告。他指出，家境富裕的高中生通常能完全避開法律懲罰。然而，2010 年代末期，他親眼見到三名姊妹的高中同學因家人無力行賄，被判在勞改營服刑多年。這些賄款相當於數年平均收入，迫使家庭在棲身之所與生存之間做出艱難抉擇，形成一個販賣寬恕的市場，讓窮人只能面對行刑隊。
109 小組與執法
這些法律由一支名為「109 小組」的特別單位負責執行。該小組在全國各地活動，未經搜索票即可搜查民宅，並在街頭檢查民眾的包包與手機。來自不同地區的 15 名受訪者提到這支小組，顯示全國各地都採取系統性的監控方式。這個小組是北韓資訊管控機器的前線力量，積極搜查民眾接觸外國媒體的證據。
有紀錄顯示，109 小組成員會直接向被捕者及其家人索賄。一名逃亡者轉述，官員解釋說，他們不想重罰，但得賄賂自己的上司才能保住性命。這種環環相扣的腐敗顯示，執法機制本身也受制於決定刑罰輕重的同一套金錢誘因，形成掠奪性的體系，讓逮捕成為牟利手段，而非伸張正義。
金正恩在 2010 年代末期下令定期展開掃蕩行動，使執法更加任意。在這些時期，官員面臨展現執法成果的壓力，平常運作的賄賂經濟也會暫時失靈。2020 年 6 月離開北韓的金佳英（音譯）回憶，她在人民委員會工作的表親曾說，掃蕩行動期間，即使有人行賄或有關係，也沒人敢出手相助，因為上級施加的壓力太大。
殘酷的教室
除了懲罰個人，北韓也將公開處決當成大規模恐嚇與思想教育的工具。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記錄了強迫民眾到場觀看處決的做法，並特別以學童為觀眾。2019 年逃離北韓、現年 40 歲的金恩珠（音譯）回憶，自己 16、17 歲時，曾與中學同學一起被帶去觀看民眾因觀看或散布南韓媒體而遭處決。
有人因觀看或散布南韓媒體遭到處決。這就是思想教育：你如果看了，也會落得同樣下場。
崔秀彬曾在 2017 或 2018 年於平安北道新義州目睹公開處決，當局強迫數萬名市民聚集，觀看一名被控散布外國媒體的人遭處決。她說，當局處決民眾是為了洗腦與教育人口，將國家暴力當成教化工具。處決以行刑隊槍決執行，一名目擊者描述，十名行刑者朝受刑人開了約 30 槍。目擊者表示，當局有時會在受害者口中塞入物品，阻止他們說出遺言；學校集會則成為這類國家主導殺戮的強制觀眾場合。
學校也會以公開羞辱取代處決。2019 年逃離北韓、現年 26 歲的金藝琳（音譯）曾目睹 10 名高中畢業班學生，因觀看外國電視節目而遭公開批判數小時。當局召集小學、國中與高中學生旁觀，青年同盟與黨組織官員則斥責受指控學生，稱他們思想腐化、缺乏思想準備。
數位走私與文化滲透
儘管風險極高，南韓文化仍透過成熟的走私網絡持續滲透北韓。內容主要由中國以 USB 隨身碟輸入，再透過「notetel」觀看。這類可攜式裝置兼具筆記型電腦與內建電視功能。走私網絡的技術迅速演進，南韓脫北者會放飛載有 USB 隨身碟與傳單的氣球，越過非軍事區，形成資訊倡議人士與邊防人員之間的貓捉老鼠遊戲。
受訪者提到，當代作品傳入北韓觀眾手中的速度比過去幾十年更快，其中包括以北韓為背景的《愛的迫降》，以及以軍事為主題的《太陽的後裔》。北韓民眾觀看《愛的迫降》這部從南韓視角描繪北韓生活的愛情劇，凸顯了其中複雜的文化動態。全球現象級作品《魷魚遊戲》描繪身陷財務困境的參賽者面臨致命後果的反烏托邦競賽；據報，走私版本傳到北韓學生手中後，也有人因此遭處決。
自由亞洲電台於 2021 年報導，咸鏡北道一名學生因散布《魷魚遊戲》遭處決；僅觀看的人則被判無期徒刑或勞動改造。同年，《韓國時報》報導，有青少年因聆聽 BTS 音樂受罰。一名在兩江道有親屬的受訪者表示，他聽說有人因觀看《魷魚遊戲》遭處決，其中包括高中生。這些具體案例顯示，政權打壓的不只是政治內容，也包括純娛樂作品，因為它將文化影響力視為對自身思想控制的生存威脅。
鎮壓體系的結構
目前的掃蕩行動屬於更廣泛的鎮壓體系，數十年來大致沒有改變。國際特赦組織 2011 年的一份報告運用衛星影像記錄政治犯收容所，估計關押人數約 20 萬人；影像顯示，這些設施在此前十年間大幅擴建。衛星影像揭露六座大型收容所遍布南平安道、南咸鏡道與北咸鏡道偏遠山谷；對照照片顯示，僅耀德收容所就於 2001 至 2011 年間新增 15 座瞭望塔。
聯合國 2024 年的人權評估指出，北韓人權狀況過去十年並未改善，許多方面反而惡化。報告提到，糧食短缺加劇，影響超過 40% 的人口，強迫勞動普遍存在，行動與言論也受到嚴格限制。美國國務院《2024 年各國人權報告》記錄了持續的暴行，指出處決、身體虐待與任意拘留是國家控制的核心手段。2024 年 8 月，據報有兩名女子在東北部城市清津被判企圖協助民眾逃離北韓而遭公開處決；另有多達 30 名國家官員據稱因與 7 月嚴重洪災相關的貪腐遭處決。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於 2024 年發布報告，指出六類強迫勞動，包括國家分派的工作、徵兵，以及派遣學童參加勞動旅行。報告指出，監獄中的強迫勞動可能構成奴役罪，也就是危害人類罪的一種；囚犯在遭受身體暴力威脅下工作。前囚犯描述，他們每天只吃三餐，每餐 200 克玉米糊，未完成工作就會被扣糧；酷刑則包括被關在立方體牢房中，狹小到無法站立或躺下。
國際回應與行動呼籲
國際特赦組織向北韓政府提出具體要求，呼籲廢除所有將取得資訊定為犯罪的法律，包括 2020 年《反動思想文化排斥法》。該組織敦促當局廢除所有罪行的死刑，立即暫停所有處決，包括公開處決，並採取具體措施，避免兒童接觸國家暴力。報告也呼籲終止任意拘留，並確保法律不因財富或社會地位而有不同適用。
國際社會在影響北韓內部行為方面面臨重大挑戰。北韓政權一再否認存在政治犯收容所；即使糧食短缺惡化，也拒絕人道援助。南北韓外交關係日益緊張，施壓或對話的管道因而減少。自 2020 年起，COVID-19 邊境封鎖使逃亡變得極為罕見，記錄這些暴行的證詞也隨之減少。
莎拉・布魯克斯強調，政府對資訊的恐懼，實際上已將全體人民關進思想牢籠，扼殺他們接觸其他人的觀點與思想的機會。她指出，這套建立在恐懼與腐敗之上的任意體制，違反正義基本原則及國際公認的人權，必須加以拆解，讓北韓民眾得以享有應有的自由。
重點一覽
- 國際特赦組織訪問了 25 名於 2012 至 2020 年間逃離北韓的人士，記錄民眾因觀看南韓媒體而遭處決或判處勞改營刑期。
- 北韓 2020 年《反動思想文化排斥法》規定，持有外國媒體可判處五至十五年強迫勞動，散布則可判死刑。
- 懲罰因財力而異：有些家庭支付 5,000 至 10,000 美元賄款以免遭處決，貧困民眾則可能因相同行為面臨行刑隊槍決。
- 109 小組在全國各地未經搜索票搜查外國媒體，並在腐敗主導的執法經濟中運作。
- 學童被迫到場觀看公開處決，作為思想教育；目擊者描述，行刑隊由 10 人組成，共開火 30 槍。
- 受歡迎的內容包括《魷魚遊戲》、《愛的迫降》、《太陽的後裔》及 BTS 的 K-pop 音樂，並透過 USB 隨身碟從中國走私入境。
- 估計有 20 萬人被關押在政治犯收容所，衛星影像顯示這些設施在過去十年間持續擴建。
- 聯合國報告指出，1,070 萬名北韓民眾，即人口超過 40%，營養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