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何時成了犯罪
印尼前教育部長、Gojek 共同創辦人納迪姆・馬卡里姆（Nadiem Makarim）的高知名度審判，成為這個群島國家的關鍵時刻。這項原本雄心勃勃的數位化計畫，旨在 COVID-19 疫情期間為學校配備筆記型電腦，如今演變成一宗貪腐案。檢方稱，此案造成超過 2.18 兆印尼盾（1.25 億美元）的國家損失。這名 41 歲的哈佛畢業生，曾從新創企業指標人物轉任前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政府的內閣成員；若被判濫用職權及貪腐罪名成立，現可能面臨無期徒刑。
這場審判於 2026 年 1 月在數月調查後開庭，受到雅加達法院以外各界的密切關注。科技投資人和政策分析人士正緊盯此案，因為它考驗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有缺失的政策制定何時會演變成刑事責任？對於正努力成為東南亞首屈一指科技中心的印尼而言，審理結果可能決定企業家會把公職視為發揮影響力的機會，還是充滿法律風險的雷區。
爭議核心是 2020 至 2022 年間採購 120 萬台 Chromebook 筆記型電腦，計畫預算估計為 10 兆印尼盾（7.4 億美元）。檢方指控納迪姆操弄採購規格，使其偏向採用 Google ChromeOS 作業系統的裝置，儘管教育部內部評估此前已認定這類設備不適合印尼的教育基礎設施。總檢察長辦公室主張，這不只是政策失誤，而是蓄意讓特定供應商受益、並使前部長本人中飽私囊的計畫。
案件核心的採購醜聞
數位化計畫在 COVID-19 疫情高峰期間啟動，目標是在印尼廣袤群島各地的教室加速採用科技。學校被迫停課、學生轉為遠距學習之際，教育部希望向全國各地的學校發放筆記型電腦。然而，採購程序很快便引來調查人員關注。
根據法庭宣讀的起訴書，教育部技術團隊原本偏好採用 Microsoft Windows 的設備，認為這類系統離線功能較完善。相較之下，Chromebook 高度仰賴雲端應用程式和穩定的網路連線。教育部 2018 年的一份內部評估早已認定 Chromebook 不適用於印尼學校，尤其是網路連線時有時無、甚至完全沒有的偏遠地區。
檢方指控，儘管有上述建議，納迪姆仍透過一連串會議與指示，將採購導向 ChromeOS 裝置。案卷指控，2020 年 5 月 6 日曾舉行一場 Zoom 會議，納迪姆在會中指示四名同僚採購搭載 Google ChromeOS 的筆記型電腦。這項指示比一份宣稱 Chromebook 更優越的研究報告於 2020 年 6 月發布早了一個月，引發外界質疑決策的時間點與依據。
調查人員認定，因價格灌水及採購不適合預定使用環境的設備，國家損失超過 2.18 兆印尼盾。總檢察長辦公室已將多名人士列為共同被告，包括曾任電商平台 Bukalapak 副總裁、並擔任教育部顧問的易卜拉欣・阿里夫（Ibrahim Arief），以及前教育部多名主管，包括斯里・瓦尤寧希（Sri Wahyuningsih）和穆利亞特沙（Mulyatsyah）。後者被控收受總額 12 萬新加坡元及 15 萬美元的賄款。另一名關鍵嫌疑人、納迪姆的前特別幕僚尤里斯特・譚（Jurist Tan）仍在逃。
Zoom 會議與秘密策畫
檢方整理出一條時間線，指稱採購程序在納迪姆正式就任前便已開始遭到有系統地操弄。根據法庭文件，納迪姆於 2019 年 8 月成立名為「Mas Menteri Core Team」的 WhatsApp 群組，當時距他 10 月宣誓就任教育部長還有三個月。群組成員包括他的前特別幕僚菲歐娜・韓達亞妮（Fiona Handayani），據稱曾用來討論教育部數位化計畫。
這項早期規劃據稱在 2020 年 5 月 6 日那場關鍵視訊會議達到高峰。檢方主張，納迪姆在這場 Zoom 會議中指示四人推進採購 ChromeOS 設備。據稱他完全知情，這些設備需要網路連線，而印尼大多數學校，尤其是偏遠和欠發展地區的學校，根本不具備這項條件。
起訴書指出，這可能是更廣泛行為模式的一環：納迪姆據稱任命親信擔任多家企業的董事及實益所有人，讓他即使辭去新創公司職務，仍能間接掌控公司決策。檢方將他辭去 Gojek 母公司 PT Aplikasi Karya Anak Bangsa（AKAB）職務一事描述為「策略性隱匿」，目的是掩蓋利益衝突，而非真正出脫持股。
此外，調查人員指稱，這項採購與曾任眾議院教育主管委員會第 X 委員會副主席的阿古斯蒂娜・維魯傑恩（Agustina Wilujeng）有關。檢方稱，她曾推薦特定供應商，包括 Bhinneka Mentari Dimensi 的韓德里克・蒂奧（Hendrik Tio）、Tera Data Indonusa（Axioo）的麥可・蘇吉亞托（Michael Sugiarto），以及 Zyrexindo Mandiri Buana 的提摩西・西迪克（Timothy Siddik）。這些公司據稱從合約中獲利數十億印尼盾，但供應商在庭上作證時否認曾獲得政治人士背書。
Google 投資與利益衝突疑雲
本案最具爭議的部分，或許是 Chromebook 採購與 Google 大舉投資印尼科技公司的疑似關聯。檢方特別關注 Google 與叫車及支付巨頭 Gojek 的財務往來。納迪姆於 2009 年共同創辦 Gojek，並領導該公司至 2019 年。
2017 至 2021 年間，Google 透過 Google Asia Pacific 向 Gojek 母公司 PT Aplikasi Karya Anak Bangsa（AKAB）投資約 7.86 億美元。這些投資發生的同時，教育部正做出筆記型電腦採購決策。檢方指控，納迪姆透過將投資款項轉入與自身利益相關的安排，讓自己獲利 8,090 億印尼盾（4,820 萬美元）；他也操弄採購規格，意圖讓 Google「成為印尼教育生態系的唯一掌控者」。
起訴書稱，納迪姆據稱於 2020 年 2 月及 4 月與 Google 亞太區及 Google 印尼代表會面後，其同僚尤里斯特・譚提出由 Google 共同投資教育部資通訊科技（ICT）採購案 30% 的方案。這項據稱的安排，將使供應商的生態系與部長的前公司之間建立直接財務關聯。
檢方的說法是，納迪姆藉由要求採用 ChromeOS 裝置，確保 Google 能在印尼公立學校體系中取得穩定客源。教育部採購 120 萬台設備，實際上將國家教育基礎設施納入 Google 生態系，使 Google 得以透過裝置管理授權和雲端服務持續獲利。檢方計算，損失包括與數位化計畫相關的 1.56 兆印尼盾，以及他們認為不必要、與 Chrome 裝置管理授權相關的另外 4,400 萬美元。
Google 本身並未在本案中遭起訴，該公司也表示，授權軟體不代表決定硬體價格。這家科技巨擘為 Chromebook 辯護，稱其設計符合教室實際需求，包括偏遠地區的需求，並指出這類設備雖以雲端運算為主，但仍具備離線功能。
Google 高層出庭作證
2026 年 4 月，三名前 Google 高層出庭作證，明確否認公司投資活動與教育部採購決策有任何關聯。這項可能對辯方具有決定性影響的進展，是透過視訊從新加坡作證；Google 亞太區前總裁史考特・博蒙特（Scott Beaumont）及前副總裁兼總經理凱撒・森古普塔（Caesar Sengupta）領銜出席。
博蒙特在法庭上斷然否認相關指控。
他向三名法官組成的合議庭表示。他進一步指出，Google 從未因 Chromebook 政策向印尼政府要求投資或付款。Google 對 GoTo 的投資，與任何和教育部的對話完全沒有關聯，
森古普塔也重申此一立場，說明 Google 在印尼科技生態系中是少數股權投資人，並未掌控企業或政府的政策決策。他明確否認曾向納迪姆支付 8,090 億印尼盾，並稱這項說法「不實，也不符合我們的作為」。
另一名前 Google 高層威廉・佛羅倫斯（William Florence）也出庭作證，支持辯方說法。三人的證詞削弱了檢方將投資時間線與採購決策連結的核心論點。森古普塔強調，Google 的投資策略著重支持印尼數位經濟成長，而非影響政府的特定採購政策。
這些高層的證詞與納迪姆的辯護論點一致：採購決策是由技術團隊及官員，而非部長本人做出；Google 投資 Gojek 則是正常市場活動，與教育部採購筆記型電腦無關。
印尼偏遠地區的技術失靈
本案凸顯筆記型電腦配發計畫自一開始便遭遇的重大基礎設施挑戰。Chromebook 主要透過雲端應用程式及 Google ChromeOS 運作，需要可靠的網路連線才能有效發揮功能。印尼由 1.7 萬多座島嶼組成，寬頻普及情況仍不平均，這項依賴網路的特性因此造成問題。
根據法庭證詞，教育部自己的技術人員在大規模採購開始前兩年，也就是 2018 年，就已發現這些限制。內部評估認定，在偏遠地區，學生在家中或學校都無法上網，因此 Chromebook 不符合當地教育需求。儘管收到這些警告，採購仍然進行；檢方稱，結果是大批設備根本無法有效達成預定用途。
總檢察長辦公室發言人哈利・西雷加（Harli Siregar）透露，調查人員抽驗約 1,000 台已配發的 Chromebook，發現它們在實際教育環境中的「效能不佳」。調查人員稱，科技與基礎設施不相配，造成「重大國家損失」，因為這些設備無法發揮主要教育功能。
Google 反駁稱，Chromebook 的設計符合教室實際需求，包括偏遠地區的需求，並具備離線功能。但批評者指出，雖然設備能離線運作，沒有網路連線時效用卻大幅受限，在缺乏可靠網路服務的地區幾乎成了昂貴的擺設。明知這些限制仍繼續採購，檢方認為，這顯示決策者蓄意漠視實際教育成效，另有其他考量。
納迪姆的辯護與健康疑慮
在整個審理過程中，納迪姆始終否認所有指控，堅稱自己清白。他的辯護策略集中在幾項主要論點：就任公職時已處分公司持股；擔任部長期間，個人財富實際上減少逾 50%；採購決策是由技術團隊而非部長本人做出。
納迪姆出庭時主張，採購 Chromebook 實際上節省了公帑，而非造成損失。他表示，筆記型電腦透過印尼電子型錄系統以低於市場的價格購得，並稱該系統透明且具競爭性。軟體授權則免費提供，進一步降低成本。
他在一次庭訊中表示。這項計畫沒有造成損失，反而節省了預算，因為價格低於市場行情，
納迪姆也指出，證人承認收受不法款項，卻沒有直接指控他。他在 2 月的一場庭訊後表示，許多證人承認收受酬謝金，但都說從未告知我，我也從未指示他們收受任何款項。
這場審判明顯損害了這名前部長的健康。2026 年 4 月，他在庭訊後落淚，並告訴記者：
他的父母和 Gojek 機車計程車司機定期到庭旁聽，表達精神支持。我希望這一切早點結束，因為我真的很累了。
他的律師阿里・尤素夫・阿米爾（Ari Yusuf Amir）向法庭提出健康疑慮，表示醫師建議納迪姆接受治療。律師也表示將請求法庭駁回指控，主張檢方缺乏有力證據。審判原定於 1 月開始，因納迪姆生病兩度延期；自他於 2025 年 9 月首次遭拘留起算，約八個月後，預計於 2026 年 5 月宣判。
對科技投資與治理的影響
本案影響遠超法庭，已在印尼科技業及國際投資圈引發連鎖效應。印尼正尋求成為東南亞領先的數位經濟中心，這場審判讓民間企業領導人擔任公職的風險成為難以迴避的問題。
雅加達 UPN Veteran 大學經濟學家兼公共政策專家艾查德・希達亞特（Achmad Hidayat）指出，此案已使印尼科技界部分人士感到不安。
他表示。投資人和科技專業人士看到的，不只是一宗法律案件，
這種觀感可能使印尼實現數位經濟目標所需的企業人才望而卻步。他們看到的訊號是，在印尼，具爭議的政策決策很容易演變成刑事風險。
此案涉及治理中的根本矛盾：政策實驗的必要性與問責制之間如何取得平衡。在許多由創新驅動的產業，政策制定者必須嘗試新做法，卻無法保證結果。希達亞特警告，如果每項有缺失的決策都面臨刑事解讀，結果不會是良好治理，而是官僚體系因恐懼而陷入癱瘓。
顧問公司 StratEx 創辦人利・麥基爾南（Leigh McKiernon）指出，印尼法律紙面上看似健全，但詮釋方式可能隨政治情勢轉變。他舉出前貿易部長湯瑪斯・倫邦（Thomas Lembong）的類似案件：倫邦曾在佐科威政府任職，2024 年因 2015 至 2017 年的原糖進口政策遭控貪腐，儘管沒有證據顯示他從中獲利。
麥基爾南說明。法律架構紙面上看來合理，但過去有人認為自己依法行事，後來卻發現惹上麻煩，
對外國投資人而言，這種不確定性會影響資本配置決策。麥基爾南建議企業與政府機構合作時採取審慎做法，強調應徹底進行盡職調查，並與熟悉印尼法規環境及政治動態、經驗豐富的當地法律顧問合作。
儘管有這些疑慮，印尼仍是東南亞規模最大、最具吸引力的市場之一。納迪姆案的審理結果，可能決定印尼能否吸引新一代科技人才投入公職，或者科技與治理的交會處是否會成為創新者避之唯恐不及的領域。
重點整理
- 前教育部長、Gojek 共同創辦人納迪姆・馬卡里姆因 2020 至 2022 年間為印尼學校採購 120 萬台 Chromebook 筆記型電腦，面臨貪腐指控
- 檢方指控國家損失 2.18 兆印尼盾（1.25 億美元），並稱納迪姆透過與 Google 投資其前公司有關的安排，獲利 8,090 億印尼盾（4,800 萬美元）
- 關鍵證據包括 2020 年 5 月 6 日一場納迪姆據稱下令採購 ChromeOS 設備的 Zoom 會議，以及他上任前三個月成立的 WhatsApp 群組
- Google 前高層史考特・博蒙特和凱撒・森古普塔於 2026 年 4 月作證，否認 Google 對 Gojek 的 7.86 億美元投資與教育部採購筆記型電腦有任何關聯
- 此案凸顯科技企業家投身印尼公職所面臨的風險；分析人士警告，將政策失誤刑事化可能阻礙創新與投資
- 若罪名成立，納迪姆可能面臨無期徒刑；審判於 2026 年 1 月開始，預計 2026 年 5 月宣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