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崩盤揭露更深層的問題
上個月，英國檢方撤銷對克里斯多福・凱許（Christopher Cash）和克里斯多福・貝瑞（Christopher Berry）的指控，立即引發政治爭議。兩人被控依《官方機密法》替中國從事間諜活動，最終獲釋並非因為已證明無罪，而是皇家檢察署認定無法證明北京對英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這項法律上的技術性問題，揭示了困擾歷屆英國政府的一個根本疑問：中國究竟構成何種威脅，英國又該如何因應？
英國檢察總長赫默勳爵（Lord Hermer）事後將案件崩盤歸咎於過時的法規。然而，這起事件凸顯的問題，比法律不足更加令人憂心。它揭露傳統間諜活動概念與現代中國國家威脅複雜現況之間的巨大落差：前者涉及外交官與秘密交接文件，後者則涵蓋網路戰、滲透學術界、大規模竊取資料及政治影響力行動。
凱許與貝瑞案在2024年宣布時，曾被譽為反間諜工作的一大突破，其中一人曾擔任國會議員的中國政策顧問。皇家檢察署審查機密證據後認定，在現行法規架構下，無法證明中國政府的行動對英國構成威脅，兩人因此獲判無罪。結果讓在野黨政治人物指控首相施凱爾（Keir Starmer）將對北京的外交關係置於國家安全之上，政府則否認這項指控。
這起案件崩盤真正凸顯的是，現行法律是為另一個間諜活動時代而設計，已不敷使用。《官方機密法》制定之時，間諜活動指的是秘密藏匿文件與微縮膠片；如今則涉及人工智慧、大規模資料蒐集，以及模糊正當國際關係與顛覆活動界線的影響力行動。英國當局面臨的挑戰不只是抓出間諜，更在於界定正當國際關係止於何處、國家安全威脅又從何處開始。
超越冷戰模式
英國軍情五處（MI5）處長麥卡勒姆爵士（Sir Ken McCallum）曾明確警告，不要以過時的視角看待中國情報活動。
中國確實有在外交掩護下活動的傳統情報人員，但這只不過是龐大體系浮出水面的一角。別把焦點只放在傳統印象中的間諜：那些駐在大使館、符合約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小說形象的情報人員。
若將國內與國際安全行動人員都納入計算，中國情報機構的工作人員估計多達50萬人。如此龐大的規模，讓北京得以廣泛追求情報目標，遠超多數國家。然而，中國的作法真正與眾不同之處，在於將間諜活動與經濟策略、政治影響力及跨國鎮壓結合。
根據凱許與貝瑞案崩盤後公布的一份國家安全顧問副手證人陳述書，
然而，這段描述幾乎未能呈現當代行動的精密程度。中國情報機構有意從多種來源取得資訊，包括政策制定者、政府職員及民主制度機構，並能見機行事，蒐集一切可取得的資訊。
獵才網絡
現代最普遍的手法之一，是利用職業社群平台培養線民。2025年11月，軍情五處罕見地發布圖文指南，警告國會議員留意中國國家安全部（MSS）採用的特定手法。警示指出，有人假扮獵才顧問經營假冒的 LinkedIn 個人檔案，並點名「阿曼達・邱」（Amanda Qiu）和「雪莉・沈」（Shirly Shen）等假身分。
這些人鎖定國會幕僚、經濟學家、智庫職員及地緣政治顧問，一開始以豐厚報酬換取看似低階的資訊。這項策略先接觸目標，請對方擔任自由顧問、撰寫地緣政治報告，再逐步提高要求，索取機密及內部消息。安全事務部長丹・賈維斯（Dan Jarvis）向下議院表示，這些活動是祕密且精心策劃的行動，意在干預英國的主權利益。
學術界也面臨類似壓力。軍情五處記錄到一連串企圖透過職業社群網站利誘英國學術專家、藉此取得軍民兩用技術的案例。曾任美國情報官員、並合著《世紀竊案：中國竊取美國機密的史詩行動》（The Great Heist: China's Epic Campaign to Steal America's Secrets) 的安德魯・巴傑（Andrew Badger）警告，
核心智慧財產與製程知識一旦外流，整個產業都可能被顛覆。
網路行動與資料胃口
人力情報行動仍在持續，網路間諜活動則是中國最強大的能力。2025年8月，英國終於證實自己受到「鹽颱風」（Salt Typhoon）行動波及。這場高度精密的行動入侵了全球多家電信公司。政府通訊總部（GCHQ）旗下的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CSC）警告，
透過這項行動竊得的資料，最終可能讓中國情報機構有能力辨識並追蹤全球各地目標人物的通訊與行蹤。
「鹽颱風」只是中國政府支持的網路活動整體體系中的一環。奧本大學麥克雷里研究所（McCrary Institute）已辨識出多個「颱風」組織，包括滲透關鍵基礎設施、為未來可能發動的破壞行動預作準備，而非僅從事間諜活動的「伏特颱風」（Volt Typhoon）；以及鎖定物聯網裝置蒐集資料的「亞麻颱風」（Flax Typhoon）。這些組織利用零時差漏洞和「就地取材」技術，使其活動極難被察覺。
除了針對特定目標的間諜活動，西方安全官員也對北京蒐集大量資料感到憂心，這些大型資料集包含財務、個人及健康資訊。曾任國家網路安全中心主任的馬丁（Ciaran Martin）指出，
中國一直試圖蒐集英國民眾的人口規模資料。這些資料可能有助於訓練人工智慧、加深對英國的了解，甚至影響輿論。
2024年英國選舉委員會遭到入侵，事件被歸咎於與中國政府有關聯的 APT31 組織，展現了這種大規模蒐集資料的企圖。官方評估指出，攻擊鎖定了積極揭露中國惡意行動的知名人士，包括國會議員。GCHQ 局長安妮・基斯特－巴特勒（Anne Keast-Butler）表示，
並承認，如今，我們投入在中國議題上的資源，超過其他任何單一任務，
中國對英國構成真實且日益升高的網路風險。
跨國鎮壓與海外華人監控
中國情報資源有相當一部分並非用於竊取英國國家機密，而是用來控制海外華人群體、壓制異議。軍情五處警告，香港警方已對十多名在英國避難的民主派人士懸賞通緝；此外，針對藏人倡議者及其他少數族群的騷擾與監控報告也有所增加。
這種跨國鎮壓服務於中國共產黨維持國內穩定的首要目標。然而，有些分析人士認為，相關行動多半是分散進行，手法甚至出乎意料地粗糙。根據外國特派記者的報導，省級公安部門往往派遣經驗有限的小組出國，再招募海外華人成為「情報掮客」，以情報交換家鄉的人情與好處。這種情況雖然與中央統一控制的間諜網絡形象不符，卻絲毫沒有降低對弱勢個人的威脅。
經濟安全兩難
或許最複雜的挑戰，在於區分正當經濟往來與策略性依賴。華為參與英國5G基礎建設的爭論，充分展現這種兩難。中國設備往往價格更低、技術更先進，但依賴中國設備也會帶來遭脅迫的風險。如果北京能切斷英國日常生活仰賴的技術，就能藉此左右英國外交政策。
這項兩難也延伸至關鍵礦產、電動車供應鏈及核能基礎設施。英國政府必須在促進經濟成長與維護國家安全之間取得平衡；身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能為英國帶來經濟成長，但也伴隨風險。2021年《國家安全與投資法》及2023年《採購法》賦予政府阻止外國收購、以安全理由排除供應商的新權力，但相關權力如何行使仍具高度政治敏感性。
中國擬在倫敦皇家鑄幣廠舊址興建大使館一案，已成為這些疑慮的焦點。批評者擔心，該地點可能便於竊聽地下資料電纜；不過，有些安全官員淡化這項風險，認為中國已具備遠端網路入侵能力。是否批准興建大使館仍未定案，成為檢驗現任政府立場的試金石。
法律架構與防禦措施
英國試圖強化法律工具，以因應這些多樣化威脅。2023年《國家安全法》新設間諜罪名，並成立「外國干預登記制度」（FIRS），要求受外國勢力指使而從事政治影響活動的人士登記。俄羅斯與伊朗已列入該制度的加強審查級別，中國則仍列於一般級別；包括前保守黨黨魁伊恩・鄧肯・史密斯爵士（Sir Iain Duncan Smith）在內的國會議員，已對此提出批評。
防禦措施並不僅限於立法。首相施凱爾於2026年初訪問中國時，團隊使用一次性手機、新的 SIM 卡和臨時電子郵件地址，以防間諜軟體入侵。安全官員表示，這些防護措施至少十年來已是標準做法，也反映在北京進行敏感談話時，必須限於英國大使館內的安全區域。前首相文翠珊（Theresa May）2018年訪問中國時，曾有人建議她躲在羽絨被下更衣，以免被隱藏攝影機拍到。
權衡之道
英國決策者面臨的根本挑戰，是如何兼顧安全疑慮與外交、經濟上的必要考量。中國在貿易、投資及從氣候技術到人工智慧等領域的研究合作都十分重要，因此英國不可能單方面與中國脫鉤。然而，與中國往來也會開啟各種管道，讓威脅民主制度的影響力行動有機可乘。
跨大西洋關係變化，更加劇了這種緊張局勢。美國對北京採取愈來愈強硬的立場，也向倫敦施壓，要求英國政策與其一致。英國夾在相互競爭的要求之間：一方面要維持進入中國市場及取得中國技術的機會，另一方面則須滿足盟友要求並保障國內安全。
麥卡勒姆爵士形容，中國帶來的是一項
然而，政府承諾公布卻遲未公開的中國政策檢視報告等明確紅線，若欠缺公開說明，英國各機構仍將暴露於風險之中。軍情五處處長指出，過去一年針對國家威脅活動的調查增加了35%，顯示問題惡化的速度快於防禦能力的提升。涉及整個體系的挑戰，需要以深刻且全面的體系性回應來應對。
重點整理
- 對克里斯多福・凱許和克里斯多福・貝瑞的案件之所以崩盤，是因檢方無法依現行法律定義證明中國對英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暴露英國間諜法規的漏洞。
- 中國情報機構採取全面性手段，包括利用假冒的 LinkedIn 獵才人員鎖定國會議員和學者、大規模蒐集資料，以及透過「鹽颱風」等網路行動入侵電信系統。
- 軍情五處曾特別警告，中國國家安全部人員利用職業社群網站招募國會幕僚和研究人員，提供自由顧問工作作為誘餌。
- 跨國鎮壓透過懸賞和騷擾，鎖定居住在英國的香港民主派人士和藏人倡議者；網路行動則鎖定關鍵基礎設施，為未來可能發動的破壞行動預作準備。
- 英國政府面臨策略上的兩難，必須在對中經濟往來與安全風險之間取得平衡，承受北京與華盛頓雙方的壓力，同時設法保護大學、國會及關鍵基礎設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