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規模財富世代移轉啟動
過去半個世紀，中國締造了經濟奇蹟，使數億人脫離貧困，也讓巨額財富幾乎在一夕之間累積。中國在五十年間創造的財富，超越人類歷史上任何文明；這個國家從以農業為主的社會，轉變為全球製造業重鎮與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深圳等城市從漁村發展成大都會，人均所得可與已開發國家相媲美。從科技巨頭到房地產帝國，民營企業累積的資本儲備，遠超許多主權國家的國庫。如今，這段成功故事正面臨可能侵蝕發展成果的挑戰：中國現代史上首次大規模財富世代移轉已經展開。改革時期白手起家、打造商業帝國的企業家逐漸年長，準備將財富傳給子女，一個可能延續數代的世襲菁英階層正逐步成形。
這場轉變帶來的風險遠不止於經濟層面。若依目前趨勢發展，財富移轉將擴大不平等、讓特權代代相傳，並滋生可能危及共產黨本身穩定的社會怨懟。第一代億萬富豪的子女已步入成年，接受頂尖國際教育、與全球資本建立人脈，準備接掌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家族企業集團。與靠著毅力和時機、往往出身平凡的父母不同，這些繼承人僅憑出生便能承接龐大的經濟權力。諷刺之處十分明顯：一個宣稱致力於「共同富裕」的政府，對於如何防止永久性貴族階層出現的制度，竟顯得驚人地漠不關心。習近平主席一再談及縮小貧富差距、確保共享發展成果，但他的政府未能落實防止家族世襲財富集中的最基本工具：具實質作用的遺產稅。這種言論與現實之間的落差，揭示了現代中國治理的核心矛盾。
歷史的逆轉
要了解當前事態的意義，必須回顧中國帝制時期，以及其相當重視賢能的傳統。統治中國的清朝（1644年至1911年），之所以能維持歷史上最精密的官僚體制之一，正是因為它拒絕讓官員職位世襲。歐洲貴族的爵位與權力會沿著血統自動傳承；清朝則仰賴嚴格的科舉制度，讓平民也能依據學識而非出身，晉升至最高官職。
這套稱為科舉的賢能制度，要求有志從政者精讀儒家經典，並透過縣、府、省及中央各級競爭性考試，展現道德操守與行政能力。富裕家庭雖然有能力聘請家教、購買書籍，但制度仍保有一定流動性，讓出身平凡的才俊得以晉身權力核心。考試內容涵蓋哲學、詩歌與治理，確保官員兼具才學與道德根基。通過最高級別考試的人得以進入官僚群體，成為統治幅員遼闊帝國的少數精英。
清朝也實施「迴避制度」，禁止官員在家鄉所在的省份任職，以降低任人唯親與地方偏袒的風險。官員每三年輪調一次，避免他們建立可能挑戰中央權威或偏袒家族利益的地方勢力。如此形成了歷史學家所稱的「精英平民」政府：統治者仍與更廣大的社會保持聯繫，而非形成封閉的階級。
人類學家、經濟制度評論者大衛・葛雷伯指出，歷史上的賢能機制往往出於政治需要，而非理想主義。他在分析全球資本主義時提到，相對平等的時期通常需要對統治菁英施加外部壓力。清朝科舉制度同樣有助於鞏固帝國統治的正當性，確保行政階層與治理對象所處的社群保持聯繫。如今，中國正見證這段歷史模式的逆轉。「太子黨」與成功企業家的子女，正日益主導商業與政治領域。決定能否取得頂尖教育、社會人脈和機會的，不再是考試成績，而是財富。二十一世紀的紅色貴族，與共產黨1949年掌權時理論上反對的世襲菁英如出一轍。
當資本增長超越經濟成長
法國經濟學家托瑪・皮凱提在代表作《二十一世紀資本論》中，揭示了財富集中的數學規律。皮凱提指出，當資本報酬率高於整體經濟成長率時，財富自然會累積在原本就擁有資產的人手中。這個公式以 r > g 表示（r代表資本報酬率，g代表經濟成長率），說明市場經濟若沒有矯正措施介入，便會走向不平等。
中國經濟成長已從2000年代初期的雙位數增幅，放緩至如今較溫和的水準。與此同時，對已握有資本的人而言，房地產、科技與金融投資的報酬依然可觀。結果是資產豐厚者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日益擴大。中國億萬富豪在經濟高速成長期累積財富，他們的繼承人將接手這個國家史無前例的巨額財富集中。若不加以介入，這些財富將代代複利增長，形成長期依靠投資收入、而非生產貢獻維生的食利階級。
葛雷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有助於理解中國的發展軌跡。他認為，約莫從1917年至1975年間，西方資本主義確實帶來普遍繁榮、降低不平等，但這是歷史上的例外，而非該制度的自然趨勢。
資本主義本身並沒有必然自我文明化的趨勢。若任其自行發展，可以預期投資報酬率將遠高於整體經濟成長率，唯一可能的結果，就是愈來愈多財富轉入世襲投資菁英手中。
在那幾十年間，資本主義菁英面臨社會主義替代方案的實質威脅、強大的勞工運動，以及蘇聯帶來的競爭壓力。這些壓力迫使他們讓步，造就中產階級繁榮。高額累進稅率、健全的遺產稅與強大的工會，確保財富在經濟中流通，而非累積於家族金庫。今日中國缺乏這些制衡力量。共產黨嚴格控制工會組織，而現行體制也沒有任何意識形態上的替代方案足以構成威脅。沒有外部壓力，資本自然集中的趨勢便一路不受阻礙。
缺席的遺產稅
中國政策架構中最明顯的缺漏，是缺乏健全的遺產稅制度。美國、日本和歐洲各國等多數已開發國家，都對大型遺產課徵可觀稅額，以防止財富家族世襲累積；中國卻沒有這類機制。儘管共產黨在意識形態上承諾追求平等，並在言辭上擁抱「共同富裕」，卻拒絕對繼承財富課稅。這與其他已開發經濟體形成強烈對比；在那些國家，遺產稅長期扮演遏止世襲特權的角色。
這種不作為似乎源於政治盤算，而非行政能力不足。黨內菁英本身就有不少富裕人士，擁有需要保護的資產。此外，推動經濟成長的企業界可能會反對威脅家族財富的政策。然而，這種政治上的謹慎將付出長期代價。若不對繼承財富課稅，第一代中國億萬富豪將建立可能延續數代的家族王朝，形成僵化的社會階序，與共產黨的創黨原則背道而馳。貧富差距將固化為階級壁壘，再多的經濟成長也無法跨越。
與二十世紀中期西方社會民主國家的對照，值得借鏡。戰後期間，美國和英國有些年份的最高邊際稅率超過90%，遺產稅也阻止洛克斐勒與卡內基等家族的鍍金時代財富重新集中。這些政策沒有阻礙經濟成長，反而透過確保財富回流經濟、而非累積於家族金庫，創造普遍繁榮的條件。托瑪・皮凱提主張，左派應著重選出致力建立國際機制、以課稅和監管方式約束財富集中的政府；他也建議對高額所得課徵最高達80%的稅率，以防食利階級寄生坐大。
中國現任領導層似乎希望，富人自願捐款或政府對富人施加非正式壓力，就足以維持社會和諧。科技億萬富豪偶爾會大筆捐款投入社會公益，往往是在監管整頓或公眾施壓之後。然而，這些舉措無法取代能從制度上引導經濟優先獎勵能力、而非出身的稅收政策。共產黨不願對繼承財富課稅，顯示它與自己聲稱要監管的資本家之間存在默契，將短期穩定置於長期公平之上。
怨懟的風險
中國歷史上的統治正當性，一直仰賴「天命」觀念，也就是統治者必須以能幹、公正的方式治理，才能維持掌權的正當性。清朝時期，官員明白，若未能妥善處理不平等或貪腐，便可能引發叛亂與政權更迭。現代共產黨大致以經濟成長和生活水準提升所帶來的政績正當性，取代了這套傳統觀念。經濟蓬勃時，共產黨可以自稱帶領人民走向繁榮；當成長放緩、不平等從暫時現象轉為結構性問題，社會契約便會鬆動，共產黨也可能失去道德權威。
年輕的中國勞工以「躺平」表達抗議，反對難以負擔的房價與有限的社會流動機會。越來越多人明白，財富取決於家庭背景，而非個人努力；這動搖了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共產黨所宣揚的賢能敘事。大學畢業生為工作激烈競爭，富裕家庭的子女則到海外頂尖學府就讀，返國後進入家族企業或國有企業任職。當人們發現努力不再保證能向上發展，挫折感便催生出一代幻滅的青年，覺得再怎麼奮鬥也沒有意義。
這不只是經濟風險，也關乎政治。階級界線僵化、菁英流動有限的社會，歷來容易陷入動盪。出身平凡的有才之士若發現自己遭世襲特權阻擋，隨之而來的怨懟可能助長激進主義。共產黨當年正是動員民眾對1949年前地主與資本家階級的不滿而取得政權。如今，它面臨淪為新貴族守護者的風險，而這些人與它曾經推翻的舊壓迫者如出一轍。
習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正是承認這種風險。這場政策行動針對「不合理收入」，並呼籲規範「過度」的財富累積。然而，若沒有遺產稅等結構性改革，這些行動就只是零星介入，而非系統性解方。它們或許能懲罰個別億萬富豪，卻未能處理催生整個億萬富豪階級的根本動態。政府對於這種局面將如何影響未來數十年的社會穩定，顯然漠不關心。
全球脈絡與未來
中國面臨的挑戰，是全球更廣泛趨勢的一環。從美國到印度，各國都在應對世襲財富回歸、社會流動性下降的問題。二十世紀中期相對平等的資本主義，愈來愈像是由戰爭破壞、高稅負與冷戰競爭共同造就的特殊時期。隨著這些壓力消退，資本自然集中的趨勢便在不同政治體制中再度抬頭。
考量中國的官方意識形態與中央集權的國家權力，或許會讓人以為中國特別有能力抵抗這股趨勢。共產黨能不受選舉限制地主導經濟政策；若有意願，它可以課徵嚴苛的遺產稅、強制推動轉為公有，或大規模重新分配財富。中國至今沒有這麼做，顯示共產黨可能已受富人利益左右，也可能擔心激進的財富重分配會衝擊投資與經濟成長。
無論是哪種解釋，都指向艱難的未來。若中國沿著目前道路繼續走下去，社會結構將與革命前的時代相似：少數世襲菁英掌控不成比例的經濟與政治權力。這將是最極致的諷刺：一個共產國家，竟創造了立國之初誓言要消滅的階級結構。第一代中國資本家透過冒險與創新累積財富；他們的孫輩卻只因出生便能繼承這些財富，無論自身能力或努力如何。若不透過課稅打破這種財富集中，中國便可能淪為出身重於能力的社會，徹底背離現代國家自稱代表的一切價值。
重點整理
- 中國正經歷首次大規模財富世代移轉，形成由億萬富豪繼承人與太子黨構成的世襲菁英階層
- 共產黨未能推行遺產稅或其他防止家族世襲累積財富的機制
- 這股趨勢逆轉了中國歷史上的賢能傳統，尤其是清朝科舉制度；該制度曾讓人依據學術成就取得社會流動機會
- 經濟分析指出，當資本報酬率高於經濟成長率，若沒有矯正性稅收，財富自然會集中
- 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政策行動缺乏處理不平等根本成因的結構性改革
- 永久性貴族階層的形成，可能滋生社會怨懟並削弱共產黨的政治正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