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全球衝突調解中的角色日益擴大
中國正迅速成為國際衝突調解的重要角色，這與其歷來奉行的不干涉立場形成鮮明轉變。北京過去滿足於在場邊觀望，如今則主持談判、提出和平計畫，甚至派遣人員監督停火。這項轉變源於中國日益擴大的經濟與安全利益，這些利益如今遍及全球，也使中國必須採取更積極的作法，保障貿易、投資及海外公民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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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參與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程度大幅提升，目前提供的維和人員數量已超過安理會其他任何常任理事國。這種日益深入的參與，反映出中國更廣泛的雄心：將自身定位為全球南方的領導者，並形塑強調對話、不干涉與合作的新國際規範。
從不情願到領導角色：重要案例
中國首次大舉參與多邊調解，是在2003年就北韓核計畫舉行的六方會談。儘管北京對平壤缺乏強制施壓的籌碼，仍以召集者的身分扮演關鍵角色，敦促北韓與美國正視彼此的安全疑慮。這種以「勸和促談」概括的作法，此後成為中國外交風格的一大特色。
近年來，中國促成了多項備受矚目的協議，例如2023年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恢復關係。雖然雙方當時已朝改善關係的方向邁進，中國在幕後的斡旋仍協助促成一項外交上的戰術性勝利，並以有限風險提升其在中東的聲譽。
中國的調解理念：重和諧，不稱霸
中國解決衝突的方式與西方模式大不相同。北京不強加解決方案，也不要求改革治理，而是強調協助斡旋、彈性程序與經濟誘因。這套理念取法儒家「和諧」與「關係」等概念，重視信任、互利及低調管理緊張局勢，而非公開裁決或道德說教。
中國於2022年啟動的全球安全倡議，體現了這些原則。倡議雖然充滿各種論述，實質內容卻刻意保持模糊，顯示北京希望以自身的一套全球規範重塑安全外交。許多全球南方國家尤其青睞這種作法，將其視為西方干預主義模式的替代方案。
制度化雄心：國際調解院（IOMed）
為了將調解角色制度化，中國近期在香港成立國際調解院（IOMed）。該組織有超過30個創始國，包括巴基斯坦、印尼與白俄羅斯，旨在提供透過非司法方式解決爭端的平台。IOMed被定位為國際法院（ICJ）等由西方主導機構的競爭者，提供中國官員所稱的「中國智慧」，並著重以友好方式解決爭端，而非追求零和結果。
然而，IOMed能否成功，取決於它能否吸引廣泛參與，並展現真正的獨立性。部分國家視其為受歡迎的替代選項，但其他國家對於在中國掌控的場域進行仲裁仍抱持謹慎態度，尤其是在「一帶一路」倡議（BRI）計畫的背景下。
戰略機遇與挑戰
全球局勢為中國擴大調解角色創造了空間。唐納德・川普總統任內，美國持續投入國際事務的程度下降，加上從烏克蘭到加薩的衝突延燒，帶動對有效調解者的需求增加。中國則透過提出共同和平倡議（例如與巴西針對烏克蘭衝突提出的倡議），以及在全球南方展開穿梭外交，積極因應。
然而，中國的努力並非毫無質疑。西方分析人士質疑北京能否保持公正，尤其是考量到中國與俄羅斯關係密切，且在許多試圖調解的衝突中具有自身戰略利益。批評者認為，中國的「中立」往往流於口頭表態，其調解風格也可能反映的是經驗有限，而非經過深思熟慮的理念。
案例研究：調解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關係
中國近期調解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關係，展現了其日益增長的影響力，也凸顯其利益的複雜性。5月，中國主辦會談，促使兩國恢復外交關係，並邀請阿富汗加入中巴經濟走廊（CPEC）。這項突破源於各方利益交會：阿富汗需要投資、巴基斯坦希望邊境穩定，而中國則憂心武裝分子攻擊其基礎建設計畫。
這項協議雖是外交上的成功，但長期成效仍不確定。塔利班是否願意遏止跨境武裝活動，尚未經過考驗；當地對外部勢力影響的疑慮也依然存在。儘管如此，這項協議凸顯中國有能力運用經濟實力與外交管道，在局勢動盪的地區促成協議。
公信力考驗：中國能否兌現承諾？
隨著中國的全球影響力擴大，其調解行動也受到更多檢視。相較於在複雜和平進程中累積數十年經驗的美國或歐盟，中國仍是這個領域的新手。中國能否妥善推動衝突後的制度建設、轉型正義，以及脆弱協議的執行，仍有待證明。
專家指出，中國能否成為有效的調解者，取決於三項關鍵因素：
- 與所有相關方建立信任
- 坦誠說明自身利益與衝突各方利益相符或相左之處
- 持續推動並公正處理，以促成持久協議
總結
- 中國因利益不斷擴大，已從不干涉轉向積極調解全球衝突。
- 中國的作法強調對話、不干涉與經濟誘因，與西方模式有所不同。
- 在香港成立IOMed，展現中國將調解角色制度化的雄心。
- 沙烏地阿拉伯與伊朗達成協議，以及阿富汗與巴基斯坦舉行會談等近期成果，凸顯中國的潛力與限制。
- 中國作為調解者的公信力，取決於能否建立信任、行事透明並取得持久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