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校園霸凌致死事件加劇，危機日益嚴峻，亟需立即採取行動

印尼校園霸凌致死事件加劇：危機日益嚴峻，亟需立即採取行動

印尼教育機構從小學到大學，霸凌致死案件令人憂心地激增。近期數起學生疑因遭受霸凌而死亡的重大事件震撼全國，也揭露印尼校園環境、監管制度及社會對暴力的文化態度中根深柢固的問題。本文探討這些悲劇事件、印尼霸凌問題的大環境、政府的因應措施，以及推動制度性改革的迫切需求。

近期霸凌致死案件：引發全國憤慨的悲劇

2024年5月，兩名小學生在疑遭同儕攻擊後死亡，分別是廖內省8歲的克里斯・托佩爾・布塔爾布塔爾（Khris Topel Butarbutar），以及南蘇拉威西省15歲的穆罕默德・拉惹・阿夫南（Muhammad Raja Afnan）。克里斯就讀於布魯蘭拜第12公立小學（SDN 12 Buluh Rampai）二年級，據報因宗教與族裔身分反覆遭到霸凌。他遭年長學生毆打後出現嚴重症狀，最後在醫院身亡。他的父親金松・布塔爾布塔爾（Gimson Butarbutar）回憶道：

他一開始沒告訴我自己為什麼不舒服，但我問了他的朋友後，他們說大約一週前有四名年長學生打了他。

不到一週後，就讀望加錫馬奇尼沙瓦公立小學（SDN Maccini Sawah）六年級的拉惹，在住院五天後死亡。家人表示，他身上有多處瘀傷和燒傷痕跡；拉惹後來透露，自己遭兩名小學生及一名國中生攻擊。兩案目前均由警方調查，當局已詢問多名證人並進行驗屍，以確認確切死因。

這些並非個案。2024年2月，14歲的賓唐・巴爾奇斯・毛拉納（Bintang Balqis Maulana）在東爪哇省一所伊斯蘭寄宿學校（pesantren）遭高年級學生連續三天毆打後死亡。此案在社群媒體上引發公憤，也凸顯學生在世俗及宗教教育環境中都可能處於弱勢。

霸凌不只發生在小學：一項制度性問題

印尼的霸凌問題不限於年幼學童或公立學校。伊斯蘭寄宿學校、國中，甚至大學都曾發生霸凌致死案件。2024年8月，位於中爪哇省三寶瓏的迪波內戈羅大學一名30歲住院醫師自殺，引發外界關注高等教育中霸凌與入門儀式的有毒文化。衛生部長布迪・古納迪・薩迪金（Budi Gunadi Sadikin）坦言：

霸凌已成為國內醫學院根深柢固的問題，我收到許多這類行為的通報。

對住院醫師的調查顯示，每五人就有一人罹患憂鬱症，另有相當多人曾出現自殺念頭。醫學訓練中僵化的階層制度與資深文化，往往導致言語虐待、過重工作量，以及資深醫師對年輕醫師的財務剝削。

數據證據：情況持續惡化

多方資料證實，印尼校園霸凌與暴力事件持續增加：

• 印尼教育監督網絡（JPPI）記錄，2023年學校及伊斯蘭寄宿學校發生573起霸凌案件，超過2022年通報的285起，增幅逾一倍。
• 印尼兒童保護委員會（KPAI）通報，2024年約有2萬1,000名兒童遭受暴力，較前一年增加34%。其中17%發生於教育機構，9%涉及同儕霸凌。
• 2018年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PISA）調查發現，41%的印尼學生表示自己每月至少遭霸凌數次，幾乎是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值23%的兩倍。
• 印尼教師工會聯盟（FSGI）指出，2023年有30起霸凌案件，高於2022年的21起；小學和國中都傳出死亡案例。

這些數字可能低估了問題的真實規模，因為許多案件因受害者害怕、蒙受污名，或不信任當局而未被通報。

為什麼印尼校園霸凌如此普遍？

專家指出，文化、制度及系統性因素交互作用，導致印尼校園霸凌與暴力發生率偏高：

• 權力不對等：許多霸凌案件是年長或較有權勢的學生針對年幼或較弱勢的同儕。校園階層制度及缺乏有效監督，往往進一步加劇權力不平等。
• 家庭與社會互動：失衡的家庭環境、專制或放任的教養方式，以及接觸家庭暴力，都可能提高兒童成為霸凌者或受害者的風險。失去父母或父母離異等創傷經驗也會造成影響。
• 校園文化與教師態度：有些教師和校方主管未能認清霸凌的嚴重性，將其視為無傷大雅的戲弄，或責怪受害者處境是咎由自取。有時教師本身就是施暴者，例如一些涉及過度懲罰的致死事件。
• 宗教學校與寄宿學校：伊斯蘭寄宿學校（pesantren）曾發生數起霸凌致死案件。監督不足、未註冊機構，以及當局不願介入宗教場域，都助長了有罪不罰的風氣。
• 通報障礙：受害者往往害怕遭到報復，或因羞愧而不敢出聲。2022年一項研究發現，遭受霸凌的學生中，只有13.54%有勇氣通報。

霸凌的心理與社會影響

霸凌造成的後果遠不止於身體傷害。受害者經常飽受憂鬱、焦慮、自尊低落及社交孤立之苦。嚴重時，霸凌可能導致自殺或長期心理創傷。施暴者也可能正面臨自身的不安全感、家庭問題或情緒痛苦，並以霸凌這種錯誤方式試圖掌控局面或尋求認同。

布朗芬布倫納的生態系統理論指出，家庭、學校及同儕團體等兒童所處環境會形塑其行為。失衡的家庭系統、缺乏溝通及缺少情感支持，都可能促成霸凌行為，無論是施暴者或受害者皆然。

政府因應措施：規範及其限制

為因應日益嚴重的暴力問題，印尼政府推出多項規範，旨在預防校園霸凌。2023年，教育、文化、研究與科技部要求所有教育機構成立暴力預防與處理小組（TPPK）。這些小組應負責保護學生、調查事件並為受害者提供協助。

然而，政策執行並不一致，而且往往成效不彰。許多學校尚未成立TPPK；已成立的小組也經常形同虛設，只有在重大案件發生後才會採取行動。國家研究與創新署（BRIN）教育專家安吉・阿夫里揚夏（Anggi Afriansyah）指出：

許多學校尚未成立TPPK。另一方面，許多已成立的校園TPPK並未有效預防校園暴力，因為只有在霸凌案件發生時才會採取行動。

教師往往缺乏訓練，無法辨識霸凌的早期徵兆或適當介入。有些人仍將霸凌視為正常的兒童行為，或責怪受害者遭遇霸凌是咎由自取。印尼幅員遼闊、文化多元，且有許多偏遠地區，更增加了反霸凌政策一致落實的難度。

高等教育中的霸凌：醫學院危機

霸凌問題不限於中小學。近年來，印尼醫學院及住院醫師訓練計畫接連傳出多起致死案件。迪波內戈羅大學住院醫師奧莉亞・麗絲瑪・蕾絲塔莉醫師（Dr. Aulia Risma Lestari）之死，以及更早之前艾爾朗加大學艾伯特斯・貝爾凡（Albertus Berfan）等案例，揭露醫學訓練中入門儀式、言語虐待及財務剝削的有毒文化。

衛生部調查發現，超過22%的住院醫師罹患憂鬱症，另有相當多人曾考慮自殺。醫學教育的階層結構，加上長工時與經濟壓力，形成霸凌被視為常態、受害者不敢發聲的環境。

衛生部長布迪・古納迪・薩迪金呼籲終結有毒的資深文化，並承諾嚴懲施暴者。衛生部也設立霸凌通報專線，並對數十名施暴者採取懲處措施。然而，專家強調，真正的改變有賴透明化、正視問題，以及改變機構文化。

教師與校方人員的角色：解方，還是問題的一部分？

教師與校方人員在助長或預防霸凌方面扮演關鍵角色。在一些令人痛心的案例中，教師本身就是致死暴力的施暴者。例如，北蘇門答臘省一名14歲學生遭罰做100次深蹲跳後死亡；勿里達一名13歲伊斯蘭寄宿學校學生則遭教師以木板擊打後身亡。

專家指出，許多教師因工作量沉重、薪資偏低及工作缺乏保障而承受巨大壓力。這些因素不能成為暴力的藉口，但凸顯了改善教師支持及心理健康資源的必要性。印尼教師工會聯盟諮詢委員會主席蕾特諾・莉絲蒂雅蒂（Retno Listyarti）指出：

法律明確禁止對兒童施暴，但暴力仍不斷發生，因為這是心態問題。許多這類教師成長過程中也曾是暴力受害者，卻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問題。

定期為教師進行心理健康檢查、設立明確的學生通報管道，以及持續提供暴力預防訓練，都是打造更安全校園的重要措施。

社區與家庭參與：建立同理心與預防文化

處理霸凌問題需要家庭、學校、社區及政府共同投入，採取全面作法。家長應與孩子保持開放溝通、培養道德價值觀，並留意孩子的社交互動。學校應制定嚴格的反霸凌政策，讓學生與教職員了解霸凌的危害，並為受害者打造支持性的環境。

接受訓練、協助同學的學生同儕輔導員，能提供情感支持並提高大眾意識，發揮重要作用。社區組織與媒體也有責任挑戰暴力被視為常態的現象，並推廣同理與尊重的文化。

哪些方面需要改變？未來建議

專家與倡議人士提出多項措施，以應對印尼校園霸凌致死危機：

• 加強規範執行：確保所有學校，包括宗教機構與寄宿學校，遵守反霸凌政策並成立有效的預防小組。
• 教師訓練與支持：定期訓練教師辨識及因應霸凌，並提供心理健康資源，減輕壓力、預防暴力。
• 透明通報與究責：設立安全、便利的管道，讓學生和家長通報霸凌，並追究未能保護兒童的個人與機構責任。
• 社區教育：推動公共宣導活動，提高大眾對霸凌危害，以及同理、尊重與非暴力重要性的認識。
• 研究與資料蒐集：投入研究，以更深入了解霸凌的發生率、成因及後果，並運用數據制定政策與實務作法。

總結

• 印尼校園霸凌致死案件增加，世俗與宗教教育機構近期接連傳出學生死亡事件，引發全國關注。
• 霸凌是影響各級教育的制度性問題，大學與醫學院也不例外。
• 統計資料顯示通報案件大幅增加，但許多事件仍因恐懼與污名而未被揭露。
• 文化、制度及家庭因素助長霸凌；受害者與施暴者往往都承受心理創傷。
• 政府雖已訂定相關規範，但執行不一，許多學校缺乏有效的預防及處理機制。
• 教師與校方人員需要更完善的訓練與支持，以辨識和處理霸凌；他們自身的心理健康也必須受到重視。
• 家庭、社區及政府共同參與的整體解方，是為所有兒童打造安全、具支持性的學習環境的關鍵。
• 必須立即採取行動，打破暴力循環，確保印尼學校實踐其作為學習、成長與安全場所的承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