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受害者：廣島與長崎的韓國人
在南韓陝川郡一個寧靜的夏日清晨，一場莊嚴的集會在一座樸素的祠堂舉行。年邁的男女聚集於此，有人拄著拐杖，有人緊握手帕，向逝者致意，追憶一段長久被沉默掩蓋的歷史。這一天是廣島與長崎原子彈轟炸八十週年。這場悲劇往往以日本人的苦難為主軸，但也在韓國人民心中留下深刻創傷。韓國人占受害者相當大的比例，然而數十年來，他們的故事大多遭到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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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沉痛的紀念時刻，南韓原爆倖存者及其後代挺身發聲，決心不讓他們的苦痛與歷史遭到遺忘。即使倖存者人數日漸減少，世人目光也轉向別處，他們爭取認同、正義與支持的努力仍在持續。
為什麼廣島與長崎有這麼多韓國人？
要了解1945年韓國人在廣島與長崎的情況，必須回溯日本自1910年至1945年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這段期間，數十萬韓國人被帶到日本，其中許多人是被迫從事勞動，另一些人則是在嚴苛的殖民政策下為求生存而前往日本。美國投下原子彈時，據估計有5萬至14萬名韓國人住在廣島，長崎也有數千人。他們多半在軍事設施、工廠或城市基礎建設工地從事危險而低薪的工作。
原子彈先於8月6日投向廣島，再於8月9日投向長崎，韓國人約占當下傷亡人數的10%至20%。許多人當場死亡，其他人則在接下來幾個月因輻射病、燒傷與脫水而死。災情極為慘重，相關紀錄所剩無幾；日本殖民政策又禁止使用韓國姓名，使受害者與倖存者更難以追查。
從轟炸中倖存：創傷、污名與沉默
對倖存者而言，苦難遠未結束。身體與心理的創傷都極為深重。倖存者在日語中稱為被爆者，除了要承受轟炸帶來的創傷，也面臨自身經歷所附帶的污名。在日本，韓國人被視為次等公民，往往被安排從事最危險的工作，也無法獲得充分醫療照護。轟炸過後，許多韓國人還被迫清理遺體、搬除受輻射污染的瓦礫，進一步暴露於致命的放射性落塵之中。
戰爭結束、朝鮮半島脫離日本統治後，約有2.3萬名韓國倖存者返鄉。但他們沒有因此得到慰藉，反而遭遇猜疑與歧視。當時謠言四起，稱輻射病會傳染，許多人也認為曾待在日本的人似乎受到了污染。倖存者隱瞞過去，害怕遭社區甚至家人排斥。83歲的安元相回憶道：「回到村子後，我們隱瞞自己是受害者。人們得知你去過日本，就會躲著你。他們以為只要待在原爆倖存者身邊，自己也會受到污染。」
沉默有時如此徹底，就連親近的親人也不知道摯愛曾承受的苦難。廣島原子彈爆炸時年僅五歲的裴慶美，從未向丈夫或子女提起自己的經歷。直到幾十年後，她在陝川一處倖存者專門中心登記，兒子們才得知真相。許多人深怕遭受污名，因而默默承受與輻射相關的疾病，接受手術與治療，卻始終不曾透露病因。
世代影響：健康與困境
原子彈轟炸的影響並未隨第一代倖存者而告終。研究顯示，倖存者的子女與孫子女，也就是第二代與第三代，更容易罹患疾病，包括較高的癌症、心臟病、貧血與憂鬱症發生率。許多家庭通報先天疾病與身心障礙，更加深了人們對輻射暴露影響可能代代相傳的憂慮。
然而，要以科學方式證明這些健康問題與原爆有直接關聯，過程既複雜又耗費甚鉅。倖存者及其後代一直難以取得官方認同與支持。韓貞順是第二代倖存者，罹患股骨頭缺血性壞死，兒子則出生時患有腦性麻痺。她表達了自己的無奈：
我的病和兒子的身心障礙就是證據，但卻不被承認。南韓保健福祉部已開始蒐集基因資料，並考慮在證據達到統計顯著程度時，擴大受害者的定義，將其後代納入。但對許多家庭而言，援助來得太遲，甚至始終沒有到來。
如今，據信仍有約1,600名南韓倖存者在世，其中82人住在陝川原爆受害者療養所。該中心於1996年成立，已成為紀念活動與倡議工作的核心，但資源仍然有限。南韓於2016年通過特別法，為倖存者提供每月約72美元的微薄補助，但其子女與孫子女並未納入，許多人仍飽受相關健康問題所苦。
歧視與爭取認同之路
韓國原爆倖存者遭受歧視的問題長期存在，在日本與韓國皆然。在日本，倖存者往往被排除在政府救助措施之外，因為相關措施最初只補助住在日本的人。居日韓國人面臨官僚程序的阻礙，大多無法取得醫療福利。即使在日本的倡議團體內，韓國倖存者也遭到冷落，讓殖民主義與國族認同等問題浮上檯面，令人難以迴避。
數十年來，韓國政府對本國受害者興趣寥寥。直到2019年，保健福祉部才公布首份韓國原爆倖存者實況調查報告。日本與韓國的民間團體及個別倡議人士，在提供醫療援助、提高大眾關注方面扮演關鍵角色。日本醫師川村虎太郎出於對日本殖民歷史的責任感，自掏腰包邀請韓國倖存者到他在廣島的醫院就診。反核團體則組織醫療團赴南韓，並在陝川設立診所；在官方援助不足的情況下，為數千名倖存者提供治療。
日本的法律勝訴終於為海外受害者取得援助開啟了途徑，但這些援助往往被定位為慈善，而非補償。2015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定，海外被爆者可獲得醫療費用補助。這是遲來但重要的正義一步。然而，許多倖存者仍認為，真正的認同，也就是承認他們所受的苦難並正式道歉，依舊遙不可及。
紀念、記憶與反核武之戰
數十年來，韓國受害者一直沒有官方紀念設施。直到1990年代末，廣島和平紀念公園才設立韓國受害者紀念碑。長崎則於2021年在市立原爆資料館外，為韓國受害者建造石碑。這些紀念設施不只是追思的象徵，也見證了人們長期爭取認同與尊嚴的歷程。
陝川及其他地方舉辦的紀念活動，已成為倖存者與家屬分享故事、要求正義的場合。原爆八十週年當天，約400人出席陝川的紀念儀式，其中包括倖存者、遺族，以及來自日本與南韓的政府官員。眾人獻上鮮花，並在供奉逝世倖存者佛教牌位的大廳前舉行傳統儀式。對許多人來說，這些集會百感交集：既是哀悼的機會，也提醒著人們仍有多少問題懸而未決。
倖存者與倡議人士也成為反核武的積極發聲者，以親身經歷警告世人核戰的危險。兒時在廣島遭受輻射暴露的沈振泰呼籲倖存者帶頭推動廢除核武，不只針對北韓，也要在全球實現。和平運動人士市場淳子則強調：「沒有道歉的和平毫無意義。」她指出，日本官員至今仍未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及戰時對待韓國人的方式道歉。
國際責任與尋求正義
韓國原爆倖存者所受苦難的責任歸屬，至今仍具爭議。沈振泰等倖存者感嘆：「沒有人承擔責任，投下原子彈的國家不負責，未能保護他們的國家也不負責。」美國從未為原子彈轟炸道歉，日本則經常淡化或忽視韓國人的遭遇。即使在韓國，倖存者也一直難以讓自己的聲音受到重視。
一些出乎意料的行動帶來了和解的契機。加拿大第一民族薩赫圖德內族群的一些成員，曾前往廣島向韓國原爆倖存者道歉。該族群所在地的鈾礦開採為製造原子彈提供了原料。這類聲援行動，與各國政府的沉默或冷漠形成強烈對比。
與此同時，倖存者及其支持者仍持續爭取正義。他們要求更全面地調查倖存者的實際處境、擴大對後代的支持，並保存證據與證言，留給未來世代。紅十字會支援部門主管許正九表示：「必須趁倖存者仍在世時處理這些問題，並為未來世代蒐集證據與證言。」
他們的故事為何與當今息息相關
南韓原爆倖存者的故事，不只是過去苦難的記錄。這段歷史仍在延續，持續影響數千人的生活，也為當今帶來迫切的教訓。隨著東亞乃至全球的核武緊張局勢升高，親身見證核戰浩劫的被爆者，其發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
然而，隨著倖存者年事漸高、人數日益減少，他們的故事確實有被人遺忘的風險。許多人擔心，一旦經歷遭到遺忘，世界就注定重蹈覆轍。一名倖存者說：「記憶比賠償更重要；如果這段故事遭到遺忘，悲劇可能再次發生。」
重點整理
- 韓國人約占廣島與長崎原子彈轟炸受害者的10%至20%；其中許多人是在日本殖民統治下被迫勞動。
- 倖存者遭受嚴重創傷、健康問題與終身污名，在日本及返韓後都面臨困境。
- 世代影響包括後代罹病率較高，但官方認同與支持仍然有限。
- 民間倡議與法律勝訴改善了醫療照護的取得，但許多倖存者仍在爭取正式承認與道歉。
- 韓國與日本的紀念設施及紀念活動有助於提高關注，但倖存者仍持續為正義與反核武而努力。
- 他們的故事警示世人核武衝突的危險，也提醒人們記住遭到邊緣化的歷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