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跟蹤騷擾新法上路後，通報案件激增
南韓跟蹤騷擾通報案件在法律改革後大幅增加。政府數據顯示，立案數迅速攀升，民眾也更願意尋求協助。法務部提供給國會議員的資料顯示，2024年全國通報13,269件跟蹤騷擾案件，高於2022年的7,626件。今年前七個月另有7,981件立案。若維持目前趨勢，2025年全年案件數可能超過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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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增加之際，司法體系對跟蹤騷擾的處理方式也出現根本轉變。南韓於2021年10月制定《跟蹤騷擾犯罪處罰法》，結束多年來常將跟蹤騷擾申訴視為輕微妨害公共秩序案件處理的情況。法律將跟蹤騷擾定義為反覆或持續從事違背他人意願、使其感到恐懼或焦慮的行為，最高可處三年徒刑或3,000萬韓元罰金。2023年修法刪除一項具爭議的條款，避免嫌疑人因被害人不同意追訴而免受處罰，排除追訴上的一大障礙。
這項轉變並非孤立發生。包括2022年在新堂站殺害一名28歲首爾地鐵女員工的案件在內，一連串重大案件引發抗議，也促使婦女權益團體呼籲加強預防並加快介入。該名員工曾通報自己長期遭受騷擾。公民社會施壓與媒體高度關注，讓跟蹤騷擾從私人申訴議題升高為公共安全優先事項。
案件趨勢凸顯變化幅度。2021年底新法上路後的前三個月，僅通報406件。到了2023年底，立案數已超過10,400件。案件上升顯示通報增加、執法也更加積極，但被害人保護及法院命令的保障措施仍有不足。
法律有哪些變化
2021年法律首次在南韓全面界定跟蹤騷擾，並訂定反映其可能升高為肢體傷害的刑罰。涵蓋行為包括違背對方意願反覆靠近或尾隨、在被害人住家、工作地點或學校附近等候或徘徊、傳送不受歡迎的訊息或影像、以引發恐懼的方式損壞財物、散布個人資訊，以及冒充他人。持續或反覆實施這些行為可構成犯罪，最高可處三年徒刑或3,000萬韓元罰金；若使用武器，最高可處五年徒刑並科處更高額罰金。違反法院命令也可能面臨額外刑罰。
緊急措施與法院保護
警方接獲跟蹤騷擾通報後，可採取緊急措施，包括制止相關行為、隔離嫌疑人與被害人、命令嫌疑人不得進入重要地點100公尺範圍內，以及禁止嫌疑人致電、傳簡訊或透過網路聯繫被害人。若有遭受進一步傷害的重大風險，被害人可被安置到庇護所。依據法律，司法警察可核發緊急措施，並須迅速送交法院審查；檢察官則可向法院聲請暫時處分，包括限制令、必要時羈押，以及特定情況下的電子監控。法律也訂有變更或撤銷措施的程序，並要求保護被害人身分。
2023年修法
婦女團體指出，跟蹤騷擾者經常施壓迫使被害人撤回申訴，國會因此於2023年刪除被害人同意始得處罰的條款。跨黨派議員在全體會議上支持修法，稱這是必要的制度修補，確保追訴依據證據與風險進行，而非受嫌疑人施加於飽受恐懼的被害人身上的影響。倡議團體領袖表示，經過多年爭取，這項措施早就該推動。
韓國女性熱線負責人宋蘭熙（Song Ran hee）對修法表示歡迎，同時批評延宕多年。她表示，原有條款根本誤解了跟蹤騷擾的情況：被害人往往因害怕遭到報復而不敢發聲。
這件事早在多年前就該完成。從最初的反跟蹤騷擾法立法以來，我們就對此事表達嚴重關切，並一再呼籲政府刪除這項不合理條款。
保護令核准速度跟不上案件增加
儘管立案數增加，法院核准緊急及暫時保護措施的比率卻下滑。議員引用的數據顯示，法院核准檢察官緊急措施的比率，從2021年底的98.4%降至2022年的98.1%、2023年的97.9%及2024年的95.8%；截至今年7月更進一步降至93.3%。司法警察提出的聲請核准率也下滑，從2022年的94.1%降至2024年的92.2%。檢察官聲請較長期暫時措施的核准率則維持在約84%。
倡議人士對這些數字感到憂心，因為暫時措施對於防止騷擾升高至關重要。限制令、安置到安全處所，以及禁止電子聯繫，都是為了提供時間與空間，讓被害人規劃安全措施。即使核准率原本很高，若持續下滑，仍意味著更多被害人在風險尚未消失時，回家時缺乏法院支持的保護。
共同民主黨議員全賢姬（Jeon Hyun heui）主張，檢察官或警方提出可信的風險評估與反覆騷擾的紀錄時，司法機關應更果斷採取行動。
被害人迫切需要協助，卻仍暴露在跟蹤騷擾威脅之中，此時法院遲遲不採取行動，就是怠忽職守。
改變輿論的案件
2022年首爾新堂站命案，成為保護失靈所造成悲劇的沉痛例證。警方指控全周煥（Jeon Joo hwan）跟蹤一名同事，不斷打電話、傳訊息並偷拍。被害人在六個月內兩度通報，但他並未遭到拘留。他遭到解僱，並因跟蹤騷擾罪面臨判決。法院開庭的前一天，他前往被害人工作的車站，在廁所內持刀刺殺她。這起攻擊引發悲痛與憤怒，進一步加大對國會議員及法院的壓力，要求堵住法律漏洞，並在虐待行為升高的早期更積極運用保護措施。
全周煥被捕後，在媒體面前遭押解時道歉並承認犯行。
我做了一件真的很瘋狂的事。
學者表示，這起案件讓女性普遍感受到的脆弱處境更加鮮明。她們指出，繁忙車站的廁所本應是最安全的公共空間之一。
韓國政治兼任教授李孝彬（Hyobin Lee）直言這種恐懼：
如今在韓國，女性已沒有任何地方稱得上安全，因為這起攻擊發生在大白天、人潮擁擠的公共場所。
首年案件揭示的情況
一項針對2021年法律施行後首年法院判決的學術回顧，描繪了風險因素的實際樣貌。研究人員分析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的193件跟蹤騷擾相關案件，發現多數被害人為女性，平均年齡略高於42歲。被指控的跟蹤騷擾者中，前親密伴侶占比最高；被害人拒絕交往則是最常見的通報動機。約16.6%的跟蹤騷擾者經診斷患有精神疾病，其中被確認患病者以精神病性疾患相當常見。直接接觸與接近被害人的行為，比純粹透過數位方式或間接進行的行為更普遍。
這些發現有助於說明，現場保護往往取決於迅速介入與明確紀錄。法律要求行為具有反覆或持續性，因此及早通報與蒐集證據可能是關鍵。若涉及前伴侶，常見模式包括打電話、登門、在住家或工作地點附近等候，以及日益升高的衝突。警方越快記錄相關模式並取得禁止接觸令，就越有可能防止嚴重傷害。
數位跟蹤騷擾比法律發展得更快
專家警告，科技輔助監控與騷擾的發展速度已超越法律框架。由於智慧型手機幾乎普及，社群媒體生態也十分密集，被害人通報遭安裝間諜軟體、即時GPS追蹤，以及全天候訊息轟炸，目的在於監控、孤立與恐嚇。韓國女性發展研究院近期分析指出，南韓缺乏科技型跟蹤騷擾的官方統計，某些行為例如秘密GPS追蹤，往往以侵犯隱私罪名起訴，而非視為跟蹤騷擾；這可能導致刑罰較輕，也模糊了威脅的性質。
曾研究科技中介虐待問題的最高檢察廳性別平等官裴成信（Bae Seong shin）指出，這類傷害並非抽象或輕微。持續監控與威脅會改變被害人的日常生活。
不同於傳統的肢體跟蹤騷擾，科技中介的跟蹤騷擾無須直接接觸，就能形成強大的控制，使被害人感覺受困於可稱為「無形牢籠」的處境。
承認強制控制是家庭暴力核心特徵的國家，正調整法律，以涵蓋恐嚇與監控等模式，即使當中未必涉及肢體接觸。南韓倡議人士呼籲國會修訂跟蹤騷擾法，明確處理科技控制行為，並為調查單位提供迅速採取行動所需的工具、訓練與數位鑑識支援。
區域現況與預防措施
區域各國政府正更新刑法，以處理心理傷害、網路騷擾與個人資訊保護問題。以馬來西亞為例，該國已推出刑法修正案，將網路起底及意圖造成情緒困擾的通訊列為犯罪，目標是在實體與數位空間更迅速、嚴格地打擊霸凌。這些措施反映更廣泛的轉變：各國不再只聚焦於身體傷害，而是開始正視情緒與心理傷害。
南韓也開始擴大跟蹤騷擾法相關的支援系統。2023年制定的《跟蹤騷擾預防與被害人保護法》，透過將庇護所與諮商服務正式納入制度，強化安全網。警方可協助被害人前往安全處所、提供權益與服務資訊，並與檢察官協調，依風險狀況聲請適切的保護令。
其他司法管轄區已證實具成效的預防策略，包括警方初次接觸時採用標準化風險評估、迅速由司法機關審查緊急措施、嚴格執行限制令，以及對風險最高的加害者施以電子監控。警方、檢察官、法院及被害人服務機構之間的資訊共享至關重要，還須提供專門訓練，以處理數位證據與網路騷擾。
倡議人士與官員目前呼籲的措施
隨著立案數增加，案件對象也從前伴侶擴大至熟人與陌生人，倡議人士呼籲簡化取得保護令的程序，並加強對違令行為的執法。鑑於已有充分紀錄顯示案件可能升高，許多人主張在緊急階段更積極核發臨時禁止接觸令。檢察官與警方首長則指出，必須提供充足人力與資源，才能處理增加的案件量並監督是否遵守命令；若風險評估認為有必要，也應採用電子監控。
科技中介虐待問題專家希望法律文字能更明確涵蓋間諜軟體、帳號盜用、秘密GPS追蹤，以及跨平台協同騷擾。他們也建議將科技型跟蹤騷擾納入全國犯罪統計，以利政策制定與資源分配。被害人服務機構經常呼籲擴增庇護所、改善安置支援，並設立專門處理跟蹤騷擾的24小時專線；他們強調，所需的是長期個案管理，而非短期危機應對。
重點整理
- 跟蹤騷擾通報從2022年的7,626件升至2024年的13,269件；今年截至7月已立案7,981件。
- 2021年《跟蹤騷擾犯罪處罰法》訂定最高三年徒刑；若使用武器，最高可處五年徒刑。
- 2023年修法刪除被害人不同意追訴時嫌疑人可免受處罰的條款。
- 儘管立案增加，法院核准緊急與暫時措施的比率正在下降。
- 2022年新堂站命案激發民眾要求為被害人提供更迅速、更有力保護。
- 首年案件的學術回顧發現，多數跟蹤騷擾者是前伴侶，拒絕交往是常見動機，且以直接接觸為主要模式。
- 專家警告，數位跟蹤騷擾存在法律漏洞，包括間諜軟體、GPS追蹤與協同網路騷擾。
- 倡議人士呼籲明確納入科技控制行為、加快核發保護令、加強執法，並擴大庇護與諮商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