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語言教室到權力與夥伴關係
貝南人米拉迪・切克波最近將課堂上的夢想化為薪水。這名貝南畢業生曾修習中文，並在阿波美卡拉維大學孔子學院接受培訓，之後獲得科托努一家中國貿易公司的口譯工作。她希望為貝南出口商品牽線中國買家，並進口能供應當地市場的中國商品。她的故事呈現了中國資助的語言計畫在非洲各地帶來的希望，也點出圍繞這些計畫的種種疑問。
目錄
自2004年第一所孔子學院成立以來，中國已在海外建立廣泛的文化據點。在非洲，多數國家如今都有孔子學院或課堂，提供語言課程和文化活動。南非的據點最多，共有十所孔子學院，中文也進入公立與私立學校的課表。連賴索托這樣的小國也有一處以上的據點。這些中心是更廣泛對外交流的可見一面，其他活動還包括獎學金、培訓、博物館、電影合作、媒體計畫及政策交流。
軟實力通常指透過文化、教育和說服來影響他人的偏好。在非洲，北京的軟實力以中文課程、赴中國大學就讀的獎學金，以及持續舉辦的文化活動為核心。這套做法旨在讓與中國機構合作變得順理成章，同時深化貿易、科技和政治領域的長期關係。
什麼是孔子學院，又如何運作
孔子學院是由所在國大學、中國合作大學，以及中國教育部所屬中央機構共同建立的合作計畫。多年來，該機構以「漢辦」為人所知，現已改組為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中方提供經費、教材和教師，非洲合作院校則提供教室、當地人員，以及接觸學生與社區的管道。許多孔子學院也在中小學開設孔子課堂。課程通常以中文和書法、音樂、烹飪等文化活動為主。
經費與治理
這種合作模式將由外國政府資助的計畫設置在非洲校園內。合約訂明雙方分工、派駐教師的聘用與薪資，以及活動範圍。中方派出的教師通常依照中國合作院校核准的課綱和指引授課，由當地大學認證課程或提供場地。這種架構不同於英國文化協會或歌德學院等外部文化中心，讓孔子學院與校園學術生活的距離格外接近。支持者認為，這種模式成本低、能擴大教育機會；批評者則指出，尤其在避談特定議題時，文化交流與政治影響之間的界線可能因此模糊。
非洲校園為何歡迎孔子學院
許多非洲大學預算吃緊、教室擁擠，語言選擇也有限。孔子學院帶來教材、受過訓練的教師，有時還興建新校舍。對學生而言，中文可能是實用技能，有助於接觸中國供應商、投資者和合作夥伴。例如，迦納海岸角大學曾表示中文課程需求殷切，每學期有數千人選修。當地主管通常以簡單直接的方式說明目標：讓學生具備溝通工具，更有效地與中國對口進行商務和學術交流。
孔子學院在非洲的規模有多大
目前非洲各地有超過50所孔子學院及數十間附屬課堂，相關計畫遍及49個非洲國家。南非的網絡涵蓋多所主要大學，許多學校也將中文列為選修課。人口不多的賴索托設有兩所孔子學院。從基層來看，影響範圍更廣，孔子學院開設大眾課程、週末課程，也舉辦文化節。
學生流動情況也反映出這波擴張。2003年赴中國大學就讀的非洲學生不到2,000人，至2018年已超過81,500人。中國提供許多獎學金和補助，也建立大學結對計畫，讓非洲院校與中國夥伴展開長期合作。這些連結有望帶來語言能力、研究交流，以及更容易使用中國實驗室和圖書館的機會。
各國案例呈現了孔子學院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在蒲隆地，一所國立大學的孔子學院自2012年以來吸引超過6,000名學員。在迦納，孔子學院主管表示每學期有數千名學生。南非一些過去以英語教學為主的語言學校，如今也開設中文課程，教師往往曾接受孔子學院培訓。孔子學院的影響力已延伸至校園以外的社區中心、學校和當地企業。
非洲學生面臨的機會與限制
教育資源帶來的好處相當具體：學生能學習語言、接觸不同文化，並取得赴中國留學的管道。許多人認為中文是物流、觀光、製造業或零售供應鏈所需的實用技能。然而，經濟回報並不平均。社會科學家辛巴拉謝・古庫魯梅指出，孔子學院雖擴大了中國的文化影響力，但非洲畢業生在中國的就業機會仍然稀少。在非洲的大型工程中，中國企業往往自帶施工團隊；非洲中文課程的畢業生，最穩定的出路常是在當地教中文。
部分孔子學院的人員配置也反映了這種現實。例如，在辛巴威大學，多數孔子學院教師是當地學者，他們先獲得資助赴中國留學，返國後再教授中文。古庫魯梅和其他學者指出，文化與教育計畫往往伴隨採礦和基礎建設雙邊協議推進，可能使中國企業更容易取得資源。他們認為，這種關聯值得密切檢視，也需要健全的在地監督。
也有一些明確的成功案例。在布松布拉，25歲的教師班庫維哈・艾蒂安談到，看到當地中文教師，如何改變學生對自身可能性的想像。
我的學生非常興奮，也很有動力，因為他們把我視為榜樣、示範，甚至偶像。看到我教他們中文時，他們心裡會開始有想法。他們會說：「我的老師是蒲隆地人，我也是蒲隆地人；只要像老師一樣努力，我或許也能達到他的程度。」這就是他們受到鼓舞、喜歡學中文的原因。
艾蒂安也看到，日常接觸正在搭起文化橋梁。
我可以成為非洲、我的同胞，以及中國人、我新的同胞之間的橋梁。
蒲隆地孔子學院院長嚴平表示，日常問候反映了她在街頭聽見的變化。
不只是這裡的學生對中文和中國文化有興趣，他們的老師也一樣。走在街上時，我會聽到人們用「你好」向我打招呼。第一次聽到時，我真的很感動。
這些個人經歷說明了需求為何如此強勁，也有助於解釋為何許多非洲機構認為，只要合約和課程內容保持透明、平衡，技能培養和人際接觸帶來的好處就大於風險。
學術自由為何引發批評者憂慮
孔子學院位居全球大學內部影響力辯論的核心。在一些西方國家，大學因有人抱怨計畫施壓要求避談敏感議題，或質疑內容、人員和活動由誰掌控，而關閉或改組孔子學院。批評者的核心主張是，孔子學院可能傳播經國家核准的論述，並使人們不敢公開討論西藏、台灣、天安門及其他政治敏感議題。
研究中國影響力行動和大學合作關係的分析人士馬特・施拉德如此概括這項疑慮。
它們是威權政黨用來傳播國家核准論述的平台；這個政黨從根本上敵視言論自由、自由探究等自由主義理念。
人權團體的批評更進一步。人權觀察在2019年的一份報告中指出，孔子學院的聘用方式和教材內容，可能反映政治考量，而非學術標準。
孔子學院是中國政府的延伸，會基於政治理由審查教材中的特定議題與觀點，並在聘用時將政治忠誠納入考量。
過去也曾發生一些受到媒體報導的事件。2014年在葡萄牙舉行的一場學術研討會上，據稱會議資料遭修改，刪除了提及台灣的內容。在美國，有演講者表示，應孔子學院職員要求，其個人簡介遭修改，刪去了提及台灣的內容。在澳洲，某州教育部門檢視後警告，讓一黨制國家的指派人員進入民主政府部門任職，可能侵蝕公眾信任，因此終止公立學校與孔子學院相關的計畫。其後，歐洲和北美多所大學關閉或重整相關計畫。
支持者則回應，許多孔子學院教授的是語言和文化，而非政治，學術主導權仍在合作大學手中。在審查較嚴格的國家，一些大學主管表示，孔子學院的工作只是單純的語言教學，不會影響學術自由。非洲許多地方的反應與西方不同。由於經費稀缺、學生興趣濃厚，校園往往認為孔子學院是增設新學科的可接受方式，前提是必須維持有力的在地監督。
走出教室：文化、媒體與思想交流
語言中心只是中國對外交流策略的一個支柱。中國機構和企業在數個非洲國家資助或支持劇院、博物館、電影節、媒體培訓和圖書館計畫。中國廣播機構擴大在非洲的業務，並與當地媒體合作；新聞交流計畫則安排記者前往中國新聞編輯室。目標很明確：以正面角度講述中國的故事，並加強與非洲機構的合作關係。
政策交流也在擴大。中非合作論壇已成為非洲與北京外交關係中的固定機制。與之相連的智庫和學術論壇，包括中非智庫論壇，在中國支持下邀集研究人員和官員交流。高層峰會出席踴躍，場面也別具意義，例如2018年北京峰會有51位非洲國家元首出席。這些聚會有助於形塑貿易、科技和治理合作的方向，也建立私人關係網絡，讓後續協議更容易推進。中國官員常以「關係」來形容這種做法，也就是培養彼此信任的關係。
中國也投資設立領導力學校和培訓計畫，將其發展模式呈現為可供借鏡的範例。位於坦尚尼亞的姆瓦利姆・朱利葉斯・尼雷爾領導力學校是其中一個重要例子，該校獲得中國資助，為非洲政黨和官員提供政治及行政培訓。文化、媒體、智庫和培訓共同構成一套廣泛策略，透過持續、長期的交往尋求影響力。
非洲利害關係人希望看到什麼
隨著中國的文化與學術影響力擴大，非洲學者和文化領袖要求在這些關係的運作方式上擁有更大的在地發言權。研究人員艾薇兒・喬菲提醒，中國文化據點過於龐大，可能排擠區域內容。她主張採取能保障非洲自主性、維持文化空間開放，並確保外來計畫不侵蝕民主價值或在地掌控權的政策立場。
其中一項建議是擴大國內獎學金和文化經費，降低依賴程度。另一項建議是在大陸層級協調談判。如果非洲聯盟訂定基本標準並協助統籌合約，各國部會就能以更有利的地位談判。如此一來，各方或許更容易要求資訊透明、共同治理，並在每項合作中為非洲語言和藝術保留空間。
- 公開孔子學院協議，並提交國會或大學校務評議機構審查。
- 成立共同學術委員會，納入學生和教職員代表，並賦予其核准或否決課綱與公開活動的權力。
- 訂定明確的學術自由保障措施，包括確保課堂和校園內所有議題都能討論的條款。
- 增加海外留學和語言選擇，讓中文與阿拉伯文、葡萄牙文、法文、斯瓦希里文及其他符合區域需求的語言並行發展。
- 將獎學金與畢業後在衛生、物流、工程等當地領域服務掛鉤，讓學習成果轉化為公共利益。
- 建立學生發展、聘用情況和中國企業使用當地供應商等資料的通報制度，並公開報告。
- 運用非洲聯盟、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等區域機構協調標準，縮小各國分別談判時的力量落差。
在地文化的風險與機會
中文課程和中國節慶能激發好奇心、拓展視野；但若缺乏平衡，也可能排擠非洲故事的播出時段和經費。喬菲的研究指出，中國對節慶、展覽和媒體的投資，可能超過當地製作人所能負擔的規模。若缺乏相應的在地支持，非洲電影工作者、音樂家和作家可能在形塑品味與集體記憶的節目中失去席位。
有一些務實做法可以維持文化空間開放。讓中國和非洲藝術家共同策畫節目，可以使在地聲音持續受到關注。補助計畫可以要求保留一定比例給在地內容。大學合作可以納入非洲語言翻譯培訓，而不只教授中文。國家藝術委員會可以追蹤公帑資助節慶中的內容組成。這些小步驟有助於確保文化交流是雙向的。
讓語言學習轉化為就業機會
對許多年輕非洲人而言，關鍵問題很簡單：中文能不能幫助他們找到更好的工作？政策制定者和大學可以將語言與產業技能結合，讓答案更傾向肯定。學物流的學生若會中文，就能與中國供應商追蹤貨運；會中文的工程師能與中國設備供應商協調；觀光相關科系畢業生則能在文化遺址接待中國遊客。
結合工作經驗的學習也能有所助益。與在非洲營運的中國企業合作，安排有制度的實習，並納入明確的勞工保障、在地採購規定和聘用管道。就業中心可以協助中文系畢業生媒合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非洲企業。公共採購也可以要求外國承包商為當地員工提供語言和技術學徒訓練。
職涯發展管道同樣重要。連結非洲與中國企業家的商會可以為學生提供指導。非洲赴中國留學生校友會能協助提供職缺資訊和專案提案機會。大學可以將語言與專業技能合併認證，作為能立即應用於職場的資格。
重點摘要
- 中國已在非洲設立超過50所孔子學院，相關計畫遍及49個國家，入學人數持續增加。
- 南非設有十所孔子學院，全國許多公立與私立學校也開設中文課程。
- 獎學金已讓數以萬計的非洲人赴中國留學；截至2018年，在中國就讀的非洲學生達81,500人。
- 批評者警告，孔子學院的規範與做法可能使人不敢討論敏感議題，也可能模糊文化與政治之間的界線。
- 人權團體和分析人士表示，部分孔子學院宣揚國家核准的論述；非洲大學則往往強調語言和文化教學。
- 中國的對外交流還包括劇院、博物館、媒體合作、智庫論壇和領導力培訓計畫。
- 研究人員呼籲非洲政府和大學公開合約、保障學術自由，並增加國內經費，以維持文化空間開放。
- 將中文與產業技能、實習和在地聘用規定結合，可提高語言學習的就業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