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都市化的新典範
亞洲快速都市化長期以來都透過西方視角來看待，發展模式也經常取自歐洲或北美。然而，隨著亞洲城市持續以前所未見的速度成長，規劃者與學者愈來愈意識到，這些大型城市需要量身打造的方法，以因應各自獨特的文化、經濟與環境脈絡。研究戰後東京的經濟史學家、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顧問班傑明・班薩爾指出：「雅加達如今是全球最大的實質都市區，面臨著一種張力：鄰里生活逐步演變，卻又得與大型基礎建設並存；這種張力曾是東京發展的特徵。」這番觀察點出一項根本事實：亞洲城市面臨相似挑戰，但必須透過區域內的相互學習，發展符合在地脈絡的解方，而非全盤採納西方典範。
目錄
光是亞洲都市化的人口規模，就足以促使各界採取新方法。全球十大城市中，有七座位於亞洲，包括東京、德里、上海和達卡。這些城市的人口與人口密度，遠超過西方同類城市。美國東北部走廊的波士頓、紐約與華盛頓，合計約有 6,000 萬至 7,000 萬人口，大致相當於中國粵港澳大灣區。規模上的差異意味著，西方的解方往往不足以應對亞洲脈絡，甚至並不適用，因此更需要因地制宜的區域都市發展模式。
亞洲各地逐漸擺脫以西方為中心的都市規劃思維，這股趨勢日益增強，各城市也愈來愈常彼此借鏡、汲取經驗。從印度仿效中國經濟特區（SEZ）模式，到大連借鑑日本的都市綠化作法，學者所稱的「亞洲內部都市主義」已成為日益普遍的現象。這種理念交流承認亞洲城市的共同特徵，同時尊重各自獨特的文化與歷史脈絡。
東京與雅加達的經驗交流
東京與雅加達的關係，為亞洲城市如何彼此借鏡提供了寶貴啟示。東京在二戰後經歷大規模重建，並在經濟奇蹟期間因應爆炸性成長，當時面臨如何兼顧保留鄰里尺度的城市生活與推動大型基礎建設計畫的難題。如今，雅加達的都市景觀也由這種張力所形塑，且正以更大的規模面對類似挑戰。
東京的經驗為雅加達帶來幾項啟示。日本首都透過垂直發展、高效率大眾運輸，以及保留鄰里層級的商業與服務，成功管理城市成長。東京並未全面拆除、重建各個街區，而是經常容許漸進式發展，在逐步更新基礎建設的同時維持社會網絡。這種做法保留了許多亞洲城市特有的活力街頭文化，即使摩天大樓已改變城市天際線，也不受影響。
另一方面，雅加達在熱帶沿海環境中管理快速都市化的經驗，也提供了寶貴借鏡。身為全球最大的實質都市區，雅加達面臨洪水、交通壅塞與非正式聚落等極端挑戰。這座城市處理相關問題的方式，尤其是管理水資源與交通的創新解方，或可為其他面臨類似壓力、快速成長的亞洲城市帶來啟發。
比較這兩座大都會，凸顯了都市規劃必須因地制宜的重要性。東京行之有效的作法，無法直接照搬到雅加達；但兼顧鄰里生活與大型基礎建設的核心原則，仍可作為寶貴架構，再依當地條件調整。
政策流動與跨區域學習
亞洲國家之間都市發展模式的流動，是一項重要趨勢，學者稱之為「政策流動」。傳統的政策移轉觀點，將政策流動視為理性決策者審慎挑選並採用最佳實務；政策流動研究則採取更重視地理脈絡的觀點，強調社會空間脈絡以及政策制定之間的關聯性。
中國經濟特區（SEZ）模式在印度的仿效，是這種現象的一個重要案例。印度商工部長穆拉索利・馬蘭於 2000 年訪問深圳，並形容這趟旅程「大開眼界」；此後，印度開始實施新規，依循中國做法設立私人開發區。政府報告明確指出，2005 年《經濟特區法》是「以中國經濟特區為範本的成長催化劑」，目標是「協助印度複製中國快速工業化的成功經驗」。
然而，研究人員指出，這種轉化過程絕非一帆風順。印度的土地所有權結構、勞動法規與社會文化規範各不相同，因而產生與中國模式大不相同的結果。中國的經濟特區多由國家開發，並策略性地設於欠發達地區；印度的園區則多由私人開發，且往往位於已發展地區。
模式無法直接照搬。我們呼籲更關注仿效嘗試的結果，尤其是選擇性、複雜且多層次地調整中國『模式』，以及該模式與印度在地脈絡互動所帶來的都市發展影響。
這段經驗凸顯亞洲城市的一項重要原則：彼此學習需要的是調整，而非模仿。政策移轉能否成功，取決於是否了解任何都市模式所涉及的複雜行動者、組成要素與結果，再審慎轉化這些要素，使之符合在地脈絡。
東亞城市擴張模式
近期一項研究檢視北京、首爾與東京這三座東亞特大城市的擴張模式，儘管面臨相似壓力，這些城市的發展歷程仍各有不同，研究結果為此提供了寶貴洞見。研究分析 1980 年代末至 2010 年代中期的水平與垂直都市擴張，發現三座城市都有水平與垂直成長，但擴張模式存在重要差異。
2002 至 2015 年間，首爾中高樓建築的占地面積幾乎增加一倍，顯示都市垂直密集化顯著。北京在 2001 至 2014 年間，垂直成長快速，水平擴張範圍也廣，反映出其快速發展階段。東京作為發展較成熟的特大城市，受地理限制與既有發展模式影響，水平擴張有限，成長則較為平衡。
這些不同模式不僅反映各城市發展階段不一，也展現其獨特地理條件與政策作法。研究發現，三座特大城市往往先向水平方向擴張，再於已發展地區向垂直方向成長；這種模式或可為其他快速成長的亞洲城市帶來借鏡。此作法讓城市得以策略性地管理人口密度，在保留部分區域的同時，將發展集中於其他地區。
研究也指出，東亞城市居民較常居住在鄰近市中心的中高樓建築；北美城市居民則普遍居住於郊區的獨棟住宅。都市形態的這項根本差異，對交通、能源消耗與環境影響有重大意涵，也顯示亞洲城市可能自然走上有別於西方同類城市的最佳發展路徑。
環境挑戰與氣候韌性
快速都市化與氣候變遷加劇了亞洲特大城市面臨的環境挑戰，尤其是位於河川沿岸與海岸地區的城市。針對巴基斯坦喀拉蚩的研究顯示，這座全球人口最多的特大城市之一，都市用地占總面積的比例從 1990 年的 13.4% 擴大至 2020 年的 23.7%，同期植被覆蓋、水域與濕地則減少。
這種變化對都市韌性造成深遠影響。研究發現，河岸侵蝕使馬利爾河的面積到 2020 年從 17.19 平方公里縮減至 5.07 平方公里，凸顯這是雨季都市淹水的一項關鍵成因。洪水風險推估顯示，都市化地區受影響最為嚴重，到 2035 年可能有 66.65% 遭到淹水。
氣候危機正將亞洲許多城市推向極限。2024 年，南亞與東南亞各地都遭遇破紀錄高溫，從達卡、德里到金邊、馬尼拉，基礎建設與醫療系統承受沉重壓力。「都市熱島效應」使城市比周邊鄉村更熱，進一步惡化這些情況，人口稠密的非正式聚落中，長者與低收入居民尤其容易受影響。2000 至 2019 年間，全球近半數熱相關死亡事件發生在亞洲與太平洋地區。
一項針對雅加達的研究推估，受到人口老化與氣溫升高影響，2050 年代 8 月的高溫相關長者死亡人數，將是 2010 年代的 12 至 15 倍。這些推估凸顯了迫切需求：氣候調適策略必須專為亞洲都市脈絡量身打造。
新型都市模式與規劃方法
為因應這些挑戰，亞洲國家正發展創新都市模式，擺脫西方典範。印尼開發新首都努山塔拉（Ibu Kota Nusantara，IKN），大膽嘗試從零開始打造以永續發展與氣候韌性為核心的大型城市。
努山塔拉雖被定位為融入熱帶生態系的永續城市，相關研究卻指出，即使規劃採用綠色設計（67.75% 土地劃設為保護區，包括森林與城市公園），新首都仍會受到都市熱島效應影響。研究顯示，到了 21 世紀中葉，單是都市化就可能使夜間前段時段的氣溫上升最多 0.78°C，全球暖化則會使氣溫上升 1.9°C，兩種效應合併時則會上升 2.54°C。這項發現顯示，即使是經過周詳規劃的亞洲城市，也面臨重大氣候挑戰。
另一方面，中國正開創另一種作法，將既有特大城市拆分為多個群集，以核心城市為中心，周圍環繞較小城市。目前已有計畫，要把廣東與深圳周邊的珠江三角洲等地區，轉型為真正規模宏大的都市單元，人口將接近、甚至可能超過 1 億。這類群集城市至少包含一座大型核心城市，周圍則有許多較小城市，如同其外圍節點。
我們認為，群集是各方面而言最永續的都市化形式……。
群集模式讓各城市保有個別發展空間，並能透過智慧整合，在區域層級發揮彼此互補的優勢，因而有助於提升多元性。這種作法重新思考了都市形態，與西方都市發展模式大不相同。
亞洲特大城市的地緣政治意義
除了眼前的都市規劃挑戰，亞洲特大城市在 21 世紀的地緣政治格局中也扮演關鍵角色。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強調：「若不了解都市化與城市，就無法理解 21 世紀的地緣政治競爭。」
亞洲特大城市內部存在明顯的階層與微觀政治差異，取決於經濟平等與不平等、服務取得情況，以及不同的空間組織方式。城市各組成部分在國內與國際經濟連結、全球供應鏈中的功能，與地緣政治有著明確關聯。
這種成長與階層化的故事，始於經濟特區（SEZ）。20 世紀亞洲城市人口快速增加之際，經濟特區成為各國有意採取的策略，用以吸引投資、融入全球供應鏈、擴大勞動力，並提高收入與儲蓄。深圳在 40 多年前成為中國第一個經濟特區，正是這種作法的典型案例；它從漁村發展為全球科技中心。
這種發展模式具有地緣政治意涵。「任何帝國崛起的體系故事，起點都是產業政策。在許多方面，這讓人想起歐洲殖民時代，以及城市如何連結全球供應鏈、成為一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與全球影響力的支柱。換句話說，地緣政治力量始於建立供應鏈帝國，而這又始於建設城市。」
都市管理的科技與創新
亞洲特大城市愈來愈常運用先進科技應對都市挑戰。北京運用人工智慧最佳化都市空間，是科技如何協助永續都市發展的前沿案例。
研究人員已開發出一套人工智慧技術架構，用於北京的都市存量用地與減量規劃。他們運用 U-Net 深度學習模型與高頻率遙測影像，分析 2018 至 2019 年間的建築空間動態。結果顯示，建築面積大幅減少，主要影響農地與都市綠地等對環境具有重要價值的區域。
研究人員結合隨機森林迴歸方法與閒置建築空間資料，制定策略，最佳化並模擬不同再利用用途的空間配置。用途包括在非建設用地復耕與復綠，以及在規劃建設用地設置住宅、工業與公共服務設施。這種作法精細整合科技、規劃與政策，可為其他面臨類似空間限制的特大城市提供借鏡。
同樣地，深圳的研究人員結合社群媒體衍生的大數據與空間可及性模型，開發出評估都市活力的創新方法。這種作法運用中國平台大眾點評、高德地圖與百度地圖的開放存取 API，再搭配兩階段浮動集水區法，評估興趣點（POI）與住宅區之間複雜的空間互動。
這些科技驅動的作法展現了亞洲在都市管理上的獨特創新，運用區域的數位基礎建設與資料生態系，以西方城市才剛開始探索的方式應對都市挑戰。
社會面向：不平等、韌性與活力
隨著亞洲特大城市持續快速成長，都市化的社會面向愈來愈重要。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ESCAP）警告，若不立即推動兼顧包容性的改革，放任都市持續擴張，將加深不平等、使公共服務不堪負荷，並加劇社會與環境衝突。
房價飆升、薪資停滯，迫使數百萬人湧入不斷擴大的貧民窟，而這些地方極易受到氣候衝擊。非正式聚落往往最先遭遇氣候災害，卻最晚獲得衛生設施或緊急救援等服務。ESCAP 指出：「當住宅成為商品，而不再是居住之所，就會為都市經濟帶來系統性風險，進而波及國家甚至全球經濟。」
人口結構轉變也正在重塑亞洲城市。到 2050 年，亞洲高齡人口預計將增加近一倍，達 13 億人。隨著出生率下降、農村人口遷移減緩，有些城市甚至開始萎縮，迫使規劃者調整基礎建設與服務，以因應高齡居民的需求。
針對深圳等高密度城市都市活力的研究，為打造更具包容性的都市環境提供了啟示。研究發現，高活力社區的特色是各類設施多元且密集，包括餐廳、購物中心與飯店。這些地區人口密度較高，土地利用也更有效率，顯示只要妥善管理密度，並提供充足設施與服務，密集發展不但不會降低都市宜居性，反而有助於提升宜居程度。
研究也強調特大城市採取多核心發展模式的重要性。在非核心區設立次級商業中心與混合使用中心，可有效重新分配資源與都市機能，降低核心區過度集中的情況，促進更公平的發展。
重點摘要
- 亞洲都市化需要依據獨特的文化、經濟與環境脈絡採取不同方法，而非套用西方模式
- 全球十大城市中有七座位於亞洲，人口規模遠超西方同類城市
- 亞洲國家之間的政策流動，例如印度調整採用中國經濟特區模式，凸顯因地制宜的重要性
- 東亞特大城市（北京、首爾、東京）的擴張模式各異，反映其發展階段與政策作法
- 亞洲沿海特大城市面臨嚴峻環境挑戰，包括洪水、熱島效應與氣候脆弱性
- 印尼新首都努山塔拉與中國群集城市模式，代表亞洲都市發展的創新作法
- 亞洲特大城市是經濟實力與全球供應鏈的基礎，具有重要地緣政治意義
- 北京、深圳等城市正引領人工智慧驅動的都市管理與活力評估作法
- 不平等、人口老化與非正式聚落等社會挑戰，亟待亞洲特大城市正視
- 多核心發展模式，以及搭配充足設施的密度管理，能提升都市活力與公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