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的矛盾
日本警察廳於 2025 年初公布的一項調查顯示，五分之四的日本民眾認為，過去十年來國內治安明顯惡化。調查發現，79.7% 的受訪者認為，自 2015 年以來治安變差或稍微變差，較前一年增加 3.1 個百分點，也延續了自 2021 年首次提出此問題以來，民眾不安感逐年升高的趨勢。
然而，同一項調查也呈現出耐人尋味的矛盾。當受訪者被問及目前的治安狀況時，5,000 名年滿 15 歲的受訪者中，有 60.3% 認為日本治安仍然良好，較前一年提高 3.9 個百分點。民眾一方面對當前治安感到相對滿意，另一方面又認為長期趨勢正在惡化，這種矛盾反映出日本正面臨不斷演變的犯罪威脅。儘管暴力犯罪率歷來偏低，這些威脅卻讓人感到愈來愈無所遁形。
這項於 2024 年 10 月在線上進行的調查顯示，日本民眾的反應主要並非來自街頭暴力或人身危險，而是源於看不見的侵擾：數位詐騙、資料外洩，以及滲入智慧型手機和家用電話的高明騙局。統計現實與民意之間的落差，令社會學家和執法人員都感到困惑。媒體對重大案件的報導容易形成「可得性捷思」，讓人們因為鮮明的財務損失案例而覺得災難性後果更可能發生，即使統計數據並不支持這種判斷。年長受訪者尤其提到，擔心電話詐騙會侵吞退休儲蓄；年輕受訪者則較憂心社群媒體剝削和身分盜用。
詐騙疫情加深恐懼
當受訪者被問及為何對過去十年的治安趨勢感到悲觀時，多數人都指向兩種現象：冒充親友詐騙手法猖獗，以及個人資料遭未經授權存取。這些疑慮與 2025 年創紀錄的詐騙財損相符，損失達 3,241 億日圓（21.2 億美元），為前一年的 1.6 倍，三年間更激增至 3.6 倍。
冒充親友詐騙的名稱源自日語「俺俺」（ore ore，意為「是我」）。犯案者會打電話給年長受害者，假扮陷入困境的親友，通常謊稱遇上法律或醫療急事，急需現金處理。光是 2025 年，特殊詐欺案件（包括冒充親友及冒充政府官員等手法）共通報 27,758 件，損失達 1,414 億日圓，是 2024 年的兩倍。
犯罪手法已大幅擴展，遠超傳統電話詐騙。社群媒體投資詐騙中，詐騙者冒充名人或金融專家，引誘受害者使用虛假的交易平台，2025 年造成日本民眾 1,274 億日圓損失，平均每案損失達 1,342 萬日圓。Instagram 是多數此類詐騙的入口，不過 YouTube 上相關詐騙案件增加了 21 倍。
另一種手法是戀愛詐騙，犯案者假裝對受害者有戀愛興趣，再伺機騙取金錢，造成 552 億日圓損失。戀愛詐騙受害者約有 76% 年齡介於 40 至 60 多歲。犯案者愈來愈常施壓要求受害者轉移加密貨幣，而非傳統貨幣，增加了追回損失的難度。警察廳長官楠芳伸在 2 月的記者會上形容情勢「極為嚴峻」，並強調必須加強打擊幕後犯罪集團。
犯罪情勢十分嚴峻。我們將持續密切觀察局勢是否正處於轉捩點。
日本警察廳這番表態，反映官方已認知到，日本面臨的不只是零星案件增加，而是犯罪者行動方式及利用社會信任的手段正經歷根本性轉變。
匿名犯罪網絡崛起
這些數據背後，是「匿流」（tokuryu）犯罪集團的崛起。這類匿名且流動的犯罪組織，已大致取代傳統山口組等黑道組織，成為日本有組織詐騙和搶劫的主要推手。有別於擁有固定地盤、組織階層分明的犯罪家族，匿流成員透過社群媒體平台聯繫，針對特定行動組成臨時小組，得手後便解散並重新組合，讓傳統警方監控手段難以滲透。
這些團體已成為特殊詐欺行動的主要策劃者。他們透過網路徵才廣告招募人員，承諾只需從事「簡單辦公室工作」就能輕鬆賺錢，再脅迫受招募者擔任人頭帳戶或直接參與犯罪。網絡的匿名性讓他們能迅速擴大行動規模；一個小組遭逮捕後，組織者只要透過加密通訊應用程式，就能啟用新招募的人員。
為了因應這種情勢，日本警方於 2025 年 10 月成立專責反匿流小組，打破不同警察單位之間的組織界線，集中調查資源追查核心成員。小組著重分析通訊模式和資金流向，繪製這些難以捉摸的組織架構；傳統情蒐方式往往難以掌握其全貌。
匿流現象反映出更廣泛的轉變：犯罪組織不再依賴層級嚴密的結構，而是轉向類似零工經濟的非法運作模式。參與者可能從未見過組織者，往往直到自己已遭掌控，才完全察覺犯罪行動的規模。
螢幕之外：實體犯罪與新興風險
詐騙雖占據大眾關注焦點，實體犯罪增加也有具體數據佐證，進一步影響民眾的治安感受。日本 2025 年記錄 774,142 件刑法犯罪，連續第四年增加，並超過 COVID-19 疫情前 2019 年的水準。竊盜占所有犯罪近七成，增加 2.5%；其中食品竊盜增加 7%，達 105,135 件。約四成詐騙案件都提到經濟困境，這也是相關犯罪增加的部分原因。
更令大眾不安的是重大犯罪和性犯罪增加。非合意性交通報案件激增 6.1%，違反偷拍相關法律的案件則增加 18.1%。部分增幅與 2023 年 7 月實施的法律修正有關；新法釐清了合意及非法窺視的定義，並擴大受害者支援服務，鼓勵受害者報案。不過，實際數字也反映出真正的行為趨勢，並非純粹統計上的假象。
扒竊、搶包和自行車竊盜等街頭犯罪增加 4.6%，達 255,247 件，其中自行車竊盜增加 6.0%。這些日常犯罪雖然極少危及生命，卻侵蝕了日本都市生活傳統上保有的社區安全感。過去，居民可以不鎖自行車，或在深夜外出散步，而不太需要擔心安全。
交通安全也成為影響民眾治安觀感的另一項議題。涉及外國駕駛人的事故在五年間激增 30%，2024 年達 7,286 件，其中 54 件為致命事故。持有駕照的外國居民人數創下 125 萬人的新高，政府也擴大簽證計畫，納入運輸業工作者。日本警察廳因此將交通安全教育列為國際駕駛人的優先工作，並承認駕駛禮儀的文化差異及駕照換發程序可能帶來風險。
網路賭博則是另一個令人擔憂的網路犯罪領域。警察廳估計有 337 萬名日本人瀏覽過線上賭場，年度下注總額約達 1.2 兆日圓。修訂後的賭博成癮相關法律將於 2025 年 9 月生效，警方計畫要求下架以日本使用者為目標的賭場網站，並加強取締相關廣告。警方也注意到，這些平台往往成為有組織詐騙和金融剝削的入口。
警方內部挑戰
日本警察廳本身的內部危機，也進一步削弱民眾對治安機關的信任。2025 年對警察人員的懲處達十年新高，共有 337 名警察及職員受處分，較前一年增加 98 人。違規行為包括貪腐、向匿流集團洩漏資訊，以及失職和警察本身涉及的竊盜、性侵等犯罪。
2025 年 12 月，東京都警視廳一名警部補遭起訴，涉嫌將監視器位置洩漏給涉及非法性交易的匿流集團。這起案件凸顯出警察組織容易遭高明犯罪網絡滲透；這些網絡利用金錢利誘，而非傳統恐嚇手段行事。
全年其他事件也加深了外界對組織失能的疑慮。兵庫縣有 50 名警察因執勤時飲酒和賭博遭懲處。佐賀縣一名犯罪鑑識實驗室技術員被發現偽造 DNA 分析報告。神奈川縣一名女子在警方輕忽她對跟蹤騷擾的疑慮後遭到殺害。東京警方調查一家化學機械公司時，因不當起訴而以失敗告終，警方因此被判須賠償 1 億 6,600 萬日圓。
招募困難也讓違紀問題雪上加霜。犯罪司法未來研究智庫創辦人、前警察學校講師石塚慎一表示，日本日益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已使警察應徵者的素質下降。具備搶手技能的年輕專業人才愈來愈傾向選擇民間企業，不願從事警務工作，警察單位只能從縮小的應徵者群體中選才，違紀風險也可能因此升高。
在日本社會，警方不再享有毋庸置疑的權威。這種轉變雖有利於民主問責，卻也讓警察面臨更多公眾質疑和監督，降低執法彈性，同時提高了民眾對警察操守的要求。
地方解方：足立區模式
在全國治安焦慮升高之際，東京一個地方自治體提供了犯罪率有效下降的不同案例。足立區在 2006 年至 2009 年間，犯罪率高居東京 23 個特別區之首。2008 年，當地推動「美麗窗戶運動」，結合破窗理論式警政、社區美化和環境設計。
這項計畫受到紐約市降低犯罪策略啟發，但依日本社區結構調整做法，著重防範自行車竊盜等輕微犯罪，同時透過種花和維護公共空間，讓整個區域實際變得更美。足立區沒有積極針對輕微違規開罰，而是強調透過環境設計預防犯罪：區內設置 670 台由公部門管理的監視器，並補助鄰里組織另外安裝 1,160 台。
2007 年至 2019 年間，足立區通報犯罪件數下降 62.6%，是東京降幅最大的地區；居民的安全感也從多數人覺得不安全，改善至 2019 年超過 58% 的人感到安全。自行車竊盜曾占當地犯罪的三分之一，後來下降 54.8%，直接帶動犯罪統計數字和民眾觀感改善。
這項計畫的成功，來自動員日本既有的社會組織，尤其是傳統上負責社區清掃和舉辦節慶的鄰里組織。2013 年推出的「鮮花街道計畫」鼓勵居民在住家門前擺放貼有標籤的花盆，藉此強化社區歸屬，也創造自然監視的機會：居民在學童經過時為花草澆水，便能順道留意周遭情況。足立區認證訂立社區公約並組織志工巡邏的「防犯罪推廣社區」，也透過藍色警示燈巡邏車鼓勵居民參與。如此一來，足立區建立了社會資本，透過非正式監視和社區凝聚力防範犯罪，而非單靠科技監控。
足立區從東京犯罪率最高的行政區轉變為中等排名地區，顯示即使全國趨勢朝相反方向發展，地方治安惡化仍能透過協調一致的市政行動扭轉。
重點整理
- 近八成日本民眾認為過去十年治安惡化，主要擔憂詐騙和網路犯罪，但仍有六成認為目前治安良好。
- 2025 年詐騙財損創下 3,241 億日圓新高，主因包括特殊詐欺、社群媒體投資詐騙及戀愛詐騙，犯案者多屬匿名的匿流犯罪集團。
- 2025 年犯罪總數連續第四年上升，達 774,142 件，超過疫情前水準；竊盜、性犯罪和暴力犯罪均有增加。
- 警察內部面臨信任危機，違紀案件達十年新高，其中包括與匿流集團相關的貪腐，以及勞動力短缺造成的招募困難。
- 足立區「美麗窗戶運動」等地方措施顯示，結合環境設計與志工動員的社區犯罪防治，能扭轉治安惡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