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計論述站不住腳
數十年來，印尼淡水龜類貿易的支持者提出一項看似有力的論點：每年捕撈數萬隻龜類，能為原本難以維生的鄉村社區提供重要收入。這種說法支撐著一項商業活動，每年出口近 5 萬隻龜，主要是為了滿足中國對龜肉的需求。然而，刊登於《Discover Animals》期刊的新研究推翻了這項說法，指出這項合法貿易在全國人口達 2.85 億的情況下，按最低工資水準計算，養活的人數不到 400 人。
牛津布魯克斯大學野生動物貿易研究員 Vincent Nijman 與生物多樣性中心的同事 Chris Shepherd，著手檢驗長期以來讓這個產業免於更嚴格管制的生計假說。他們研究印尼合法捕撈四種淡水龜的經濟效益：易危的亞洲軟殼龜（Amyda cartilaginea）、瀕危的東南亞盒龜（Cuora amboinensis）、亞洲葉龜（Cyclemys dentata），以及馬來亞軟殼龜（Dogania subplana）。根據《瀕臨絕種野生動植物國際貿易公約》（CITES），這些物種只有取得許可才能進行國際販售；在印尼境內，採集者也必須持有執照，各省則各自設定捕撈限額。
Nijman 在接受 Mongabay 訪問時說明了這項研究的動機。「我們想找出一些證據，支持野生動物貿易確實有助於維持生計的說法。」他說。但分析結果揭示的經濟現實，讓人質疑這項貿易是否還應繼續，尤其許多目標物種正面臨滅絕危機。
一項難以維持生計的貿易
為了估算有多少印尼人能靠採集龜類維生，研究人員將市場價格（每隻 1.10 至 20 美元）乘以 2016 至 2022 年間 27 個省份核准的捕撈數量，計算可能收入，並與印尼政府建議的各省最低工資比較。結果相當驚人：這項合法貿易僅能讓 241 至 306 名採集者獲得最低生活工資。如果採集者希望達到足以維持生活的薪資，約為最低工資的 1.5 倍，全國能靠這行維生的人數便降至 161 至 204 人。
即使如此，這些數字仍是偏寬鬆的估算，未計入許可證、交通和設備等營運開支。婆羅洲的北加里曼丹省和東加里曼丹省合計能支持最多採集者，共 41 人；另外七個省份則只能為一、兩人提供最低工資收入。Nijman 指出：「要讓更多人靠這行賺到最低工資，唯一的辦法就是允許最低工資較低的省份提高捕撈量。」然而，龜類族群數量已在下降，目前 5 萬隻的配額已是永續管理的上限，沒有增加空間。
研究人員也模擬了採集者以龜類收入作為補充、而非唯一收入來源的情境，假設這項貿易約占全年收入的 10%。即使採用如此寬鬆的假設，這個產業在印尼廣大群島中也只能支持 2,400 至 3,000 人。「野生捕撈龜類的貿易並不永續，因此把它包裝成生計議題來推廣，並不合理。」共同作者 Chris Shepherd 說。他曾任職於加拿大的 Monitor Conservation Research Society。
生物特性與商業需求的衝突
龜類貿易的經濟效益不足，還加上龜類本身的生物特性弱點，使這些爬行動物格外不適合商業開發。龜類演化出延遲性成熟、繁殖率低、幼龜死亡率高等特性。這些特性曾讓牠們度過消滅恐龍的大規模滅絕事件，卻也使族群無法承受長期捕撈壓力。
里奇蒙大學「打擊非法龜類貿易協作組織」共同創辦人 Jennifer Sevin 說明，這些生物限制會造成長期損害。「族群數量一旦開始下降，就可能極難恢復，」她警告，「商業規模的開發尤其如此。」情況之所以格外嚴峻，是因為龜肉貿易特別鎖定體型較大、成熟度較高的龜類；牠們價格較高，卻也是維持族群不可或缺的繁殖個體。
貿易模式形成高交易量、低單價的商品鏈，必須大量捕撈才能獲利。Nijman 形容龜肉生意「只有達到一定規模才有商業可行性」。這種壓力驅使捕撈者突破永續限額，助長生物學家所稱的「亞洲龜類危機」；這場危機約在 21 世紀之交浮現。當時，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的研究人員判定，近四分之三的亞洲龜類物種面臨威脅，主因是為了龜肉和寵物市場而遭到採集。最新評估顯示，情況進一步惡化，如今亞洲有 83% 的龜類物種被列為受威脅物種。
這場危機也擴及亞洲以外地區。亞洲龜類族群減少，促使全球各地的龜類物種遭到更多捕撈，包括美國；當地約有 40% 的龜類物種面臨威脅。美國每年出口數百萬隻龜，儘管近期法規有所改善，仍有數個州允許商業捕撈野生龜類族群。
龜殼貿易的地下經濟
研究指出，合法配額無法滿足這項貿易的經濟需求，顯示非法捕撈必須填補缺口，才能讓業者獲利。Nijman 和 Shepherd 估計，印尼龜肉與龜殼貿易中，最高可能有 90% 是透過非法管道進行。這與印尼其他野生動物貿易的模式相符；鳴禽、大壁虎、森林鳥類和豹等物種的交易，經常超出合法配額或完全規避規範。
系統性過度捕撈的證據俯拾皆是。2022 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記錄，印尼某省有兩名貿易商每年向採集者收購 1.9 萬至 4.5 萬隻東南亞盒龜，但兩人的合法配額合計只有 400 隻。如此懸殊的數字顯示，合法許可證主要被用來替非法採集的動物洗白，送進國際市場。
即使把非法貿易納入考量，經濟效益仍然有限。研究人員估算，若擴大非法捕撈，或許有 1,500 至 3,000 人能靠野外捕龜賺取最低工資，相當於每百萬人口約 5 至 10 人。但對龜類而言，這種捕撈規模足以造成毀滅性影響。印度洋東南亞海龜諒解備忘錄 2014 年的報告記錄了區域內大規模非法捕撈，印尼海域是販運網絡的重要來源，龜類被供應到中國、日本和台灣。印尼當局 2012 年警告，隨著東亞需求增加，海龜國際販運在全國各地日益猖獗。
分類學新發現加劇保育危機
近期分類學修訂讓保育工作更加複雜，也顯示印尼的捕撈配額實際保護的物種少於過去認知。2023 年，科學家發現，長期被視為單一物種的東南亞盒龜，實際上包含六個不同物種與亞種。其中包括印尼極度瀕危的帕盧盒龜（Cuora amboinensis aurantiae）；採集者難以將牠與較常見的近緣種區分，讓牠承受更大的捕撈壓力。
龜類生存聯盟成員、同時任職於國際自然保護聯盟陸龜與淡水龜專家小組的 Jordan Gray 強調，這項發現刻不容緩。「既然帕盧盒龜已被確認為獨立的極度瀕危亞種，就必須迅速修訂或暫停捕撈配額，以免這個特定物種遭受不可逆的損失，」他說。這項發現凸顯，按照原先假定的物種界線所制定的配額制度，可能在無意間將稀有分類群推向滅絕。
Gray 指出，印尼已有明確證據顯示，現行制度在經濟和生態方面都不合格。「有明確證據顯示，這項貿易既無經濟效益，也不具生態永續性，」他說，「因此，印尼可以運用這些資訊，重新評估捕撈配額，或考慮禁令。」
在變遷中的印尼尋找替代方案
這項研究結果出爐之際，印尼政府在總統普拉伯沃・蘇比安托領導下，展現了大規模推動社會介入措施的能力。政府已推行多項大型社會扶助計畫，包括營養免費餐（為學童和孕婦提供免費餐點）、人民學校（為貧困兒童提供免費寄宿教育），以及紅白村合作社（政府經營的村級合作社）。這些計畫統稱為「普拉伯沃經濟學」，光是 2024 年的支出就約達 150 億美元，顯示政府具備制度能力，能為目前依賴龜類貿易維生的數百名採集者提供替代生計。
保育人士指出，區域內已有其他模式可供參考。馬來西亞登嘉樓州數十年來推行的海龜蛋回購計畫，自 2016 年起已移置逾 7.1 萬顆綠蠵龜蛋，孵化成功率達 77.6%。然而，這套模式的長期永續性受到質疑，也有人認為資金是否應改用於非採集式方案，例如生態旅遊，或聘用前採集者擔任海灘巡護員。秘魯則提供另一種模式，透過管理式龜類養殖計畫，由社區採集黃斑亞馬遜龜的蛋進行孵化，再將部分幼龜野放，並把其他個體作為寵物出口。這項計畫增加了管理區域內的龜類數量，但監測資料顯示，秘魯各地的盜獵仍十分猖獗；2015 至 2020 年間，該物種是秘魯遭走私最多的物種中排名第三。
印尼目前的保育執法方式既帶來機會，也伴隨風險。政府在蘇門答臘島的泰索尼洛國家公園採取強硬行動，在軍方監督下遷移數百戶家庭，打擊非法種植園，展現了嚴格執法的能力。然而，批評者指出，這類作法必須設有防範措施，避免侵犯人權，並確保流離失所的社區能獲得可行的替代生計。「不要把人遷到沒有任何保障的空地，卻不保證他們有生計，」公民社會組織 Paradigma 的 Riko Kurniawan 警告。
Shepherd 認為，對龜類採集者而言，永續替代方案必須取代現行做法。「生計方案必須永續，」他說，「野生捕撈龜類的貿易並不永續，因此把它包裝成生計議題來推廣，並不合理。」龜類是機會型雜食動物，會清除動物屍體並維持水道潔淨，發揮重要的生態功能；族群一旦崩潰，這些功能也會隨之消失。
重點整理
- 印尼合法龜類貿易按最低工資計算，只能養活 241 至 306 人，並非貿易支持者常說的數千人。
- 研究人員估計，印尼龜肉貿易中最高有 90% 是非法進行，以彌補合法利潤過低的問題。
- 合法捕撈以四種龜為主：亞洲軟殼龜、東南亞盒龜、亞洲葉龜和馬來亞軟殼龜，這些物種的族群數量都在下降。
- 2023 年的分類學修訂確認，極度瀕危的帕盧盒龜是獨立亞種，必須立即修訂配額。
- 印尼現任政府在社會扶助計畫上投入數十億美元，顯示政府有能力為受影響的採集者提供替代生計資金。
- 龜類成熟期晚、繁殖率低等生物特性，使野生族群無法承受目前的商業捕撈規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