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師如何在北京掌握權力
高速公路、高速鐵路和大型再生能源計畫，讓中國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煥然一新。自1980年代以來，中國建成的高速公路網長度約為美國州際公路系統的兩倍，高速鐵路網規模則超過日本的十五倍。中國部署的太陽能與風力發電量，幾乎相當於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製造業產值約占全球三分之一。這些成果並非偶然。許多主導中國政策的人受過工程、管理與科學訓練，而這些訓練形塑了政策優先順序與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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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對技術官僚領導的採用，從中央政府延伸至各省、市與國有企業部門。這種治理方式重視可衡量的成果、駕馭複雜系統的能力，以及長期規劃。它也符合中國共產黨偏好兼具政治忠誠與專業能力幹部的作風。中國政治的這項特徵，有助於解釋建設的速度與規模、迅速轉向國內潔淨能源，以及從航太到半導體等戰略技術的掌握行動。
高層機構的組成雖隨時間改變，工程師思維仍具影響力。習近平執政期間，新一波具航太、核工程與重工業背景的領導人進入高層職位。這群人與黨務組織幹部、安保官員及宏觀經濟管理者並列，形成一個習慣以吉瓦、公里和兆次浮點運算衡量計畫的領導團隊。
從革命幹部到技術官僚，再到習近平時代的管理者
毛澤東時代結束後，鄧小平推動中國經濟與治理階層現代化。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工程師迅速在黨國體制中晉升。到了世紀之交，技術官僚已在部長與省級領導人中占多數。兩位國家領導人江澤民與胡錦濤都受過工程訓練。胡錦濤畢業於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之後沿著黨內階梯逐步晉升；這條路徑正是那個世代的典型，將技術專長與政治升遷連結起來。
中國邁入2000年代後期時，工程專業資格在最高層已相當普遍。十年前，九名政治局常委中有八人修讀過工程或自然科學，反映出中國推動工業化的方向。到了2017年，這種情況出現轉變。根據當時報導，新一屆政治局常委中沒有典型的技術官僚，也就是從政前曾任工程師的人。習近平曾在清華大學修讀化學工程，但他的仕途以黨務行政為主，並進修馬克思主義理論與政治教育。這項變化顯示，權力核心更加重視政治可靠性與黨務歷練。
軍工五人是誰
技術官僚的勢力並未消失。2022年中共二十大期間，五名在軍工領域資歷深厚的新任政治局委員加入24人組成的政治局。研究人員將這群人稱為「軍工五人」。張國清、袁家軍、李幹傑、馬興瑞和劉國中在出任省級與國家職務前，職涯中都曾有很長一段時間從事工程工作，或任職於航太、能源及先進製造業相關國有企業。他們從工程管理者一路成為省長與黨委書記的歷程，反映出一套同時重視技術專長與大型組織管理能力的人才培育管道。
這些領導人來自龐大的國有體系，其中包括國防與戰略產業企業；這些企業經過數十年重組，已形成由中央掌控的大型集團。習近平執政後，從這個人才庫選拔幹部的速度加快。外界期待他們將生產管理的紀律運用於國家優先事項，從供應鏈韌性到科研支出皆然，同時緊密配合中央指示。
為何中共持續選用工程師
中國共產黨長期以「又紅又專」形容理想的政治忠誠與專業技能組合。工程師符合這項標準。現任領導層強調國家安全、科技自主，以及軍民領域之間的緊密協調。熟悉材料、系統與風險管理語言的領導人，能將宏大口號轉化為目標明確、時程具體的多年計畫。
國有企業既是人才的試煉場，也是人才庫。經營大型航太企業集團或省級電網，需要具備複雜的專案管理、品質控管能力，並在全國規模下進行採購。許多工程師出身的官員也管理過大量人力與預算，這些經驗可直接運用於省級政府與各部會。
分析二十大的人士指出，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分析人員以呼應中共論述的方式，說明這套選才邏輯。
他們是真正的工程師，具備出色的管理能力，忠誠度與專業都值得信任。
實際成果：以大陸尺度快速建設
工程師主導的治理方式，在實體基礎建設與能源政策上最為明顯。高速公路串聯內陸城市、港口與邊境口岸，跨越幅員遼闊的距離。中國高速鐵路網已擴展至超過4萬公里，各省仍持續有新路線通車。國家電網也經過改造，以吸納暴增的再生能源。如今中國部署了大量太陽能板與風力發電機，新增裝置容量的速度足以媲美世界其他地區的總和。
製造業仍是核心基礎。中國生產全球約三分之一的製造品，涵蓋工具機、消費性電子產品、化學品與船舶。這種規模讓規劃者得以制定標準、扶植產業群聚，並要求地方政府為大型投資取得土地、許可與物流支援。中共動員國有銀行、協調省級誘因的能力，讓多年期計畫更容易獲得資金；在許多市場民主國家，這類計畫可能會因而停滯。
工程師思維也形塑政策目標。領導人會以具體數字討論，例如今年鋪設多少公里鐵路、多少吉瓦電力併入電網，或國產半導體設備出貨多少台。這種聚焦帶來動能與問責，但也可能使較難量化的目標遭到低估，例如服務品質或地方參與。
年輕一代理工背景幹部崛起
另一項變化正在政治局以下層級發生。1980年代出生的局級官員正進入黨國體制各處的中階職位。許多年輕幹部接受過頂尖理工科教育，包括取得中國一流大學的研究所學位與博士學位。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的一項研究發現，這群人有84%持有高等學位，近一半擁有博士學位。他們是在中國經濟蓬勃發展時期成長的一代，熟悉資料、目標與實驗室，也擅長黨務工作。
清華大學校友尤其突出。習近平曾就讀的清華，是工程與應用科學重鎮。該校畢業生受惠於校友人脈與中央關注，研究人員有時將此現象稱為「清華新軍」。「選調生」與「墩苗」等計畫也強化這條人才管道，招募頂尖大學學生進入黨內培養體系，結合基層歷練與政治訓練。
這群人仍以男性為主，族群組成也以漢族居多。他們的崛起反映出菁英選拔制度與領導層對技術官僚能力的押注，也使黨內菁英的社會基礎更加狹窄，與中共自詡為重視廣泛代表性的群眾組織之間形成張力。
創新、教育與人工智慧考驗
中國的教育體系如今培養出龐大的理工科畢業生群體。2020年，中國培養的理工科畢業生人數超過美國四倍。在人工智慧領域，自2018年以來，各大學新增數千個大學部學程。根據《紐約時報》引用的研究，截至2022年，全球頂尖人工智慧研究人員中，近半數的大學部學位來自中國院校。2025年震撼人工智慧界的中國新創公司DeepSeek，核心團隊全數出身中國本土大學；這一點令中國引以為傲，也引發網路上對人才與創新的熱烈討論。
這項優勢也受到一些限制。中共只要做出幾項監管決策，就能改變整個產業的發展方向；2020年整頓大型網路平台企業便是一例。裁員與不確定性降低了年輕工程師對民營科技業的興趣。報考公務員的人數創下新高，這類工作薪資較低，卻能提供穩定保障。部分企業令人疲憊的文化也加重壓力。與此同時，國家已將人工智慧列為戰略產業，使部分領域免受最嚴重的政策波動衝擊，也為豐厚資金與大學和產業合作開啟空間。
觀察人士指出其中存在一項核心矛盾。大量受過訓練的工程師能推動應用研究與快速產品迭代，但突破性創新需要容許失敗、開放的人脈網絡與寬鬆的監管環境。即使是支持強力產業政策的人也認為，過度微觀管理可能扼殺驅動新點子的好奇心與冒險精神。
指令與控制模式的風險
速度與規模也有代價。同樣能建成高速公路與發電廠的治理習慣，也可能造成帶來人道後果的僵化政策。清零政策清楚呈現這種矛盾。2022年上海封控期間，社群媒體流傳著無人機在空中播放指示，要求居民不要在窗邊唱歌的影片。丹・王的《Breakneck》一書描述了這個場景，許多中國人也將它視為重秩序、輕民意的制度象徵。
壓抑你靈魂對自由的渴望。不要打開窗戶唱歌，以免病毒傳播。
國有產業資訊不透明也是一項風險。中國航空工業集團這家航太旗艦企業，最近在網站上撤下兩名高階主管的公開資料，未作任何說明；其中包括主導殲-20匿蹤戰機設計的一名副總經理。這項變動發生在前董事長遭反腐調查之後。這類事件透露內部監督與紀律的情況，但也顯示公眾對服務軍事與民用目標的戰略企業內部人事決策所知甚少。
這種模式與美國相比如何
中國領導階層與美國體制在教育背景、誘因與行事步調上各不相同。北京拔擢能執行國家計畫的工程師與企業管理者。華盛頓則有許多受過法律、經濟與政治專業訓練的人，擅長辯論、訴訟與協商。這種差異反映在計畫核准方式與風險評估上。美國的訴訟程序與社區參與會拖慢大型建設，但也能揭露盲點，讓民眾表達意見。中國行動較快，往往以犧牲公共諮詢為代價。
科學實力也有所不同。從多項指標來看，美國仍是科學超級強權。美國的研發支出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獲得相當高比例的諾貝爾獎，並在生物醫學等領域居於領先地位。民間投資與世界一流大學吸引全球人才。然而，中國正從多項指標迎頭趕上。中國發表的科學與工程論文，以及提出的國際專利申請數量都已超越美國，預計2030年前研發支出也將追上美國。華盛頓的移民政策走向與聯邦科學經費，將影響美國能否繼續成為頂尖研究人員首選的目的地。
對兩國而言，掌權者的組成十分重要。工程師主導的國家擅長建設硬體基礎設施與推動產業升級。律師與經濟學家主導的體制則重視制定規則、權力制衡與學術自由。每種模式各有優勢與取捨，在危機與科技變遷期間會更加明顯。
重點整理
- 數十年來，工程師在中國領導階層中占有重要位置，形塑出由計畫推動的治理風格。
- 技術官僚在鄧小平時代崛起；到了2000年代後期，多數高層領導人都受過工程或科學訓練。
- 2017年，政治局常委會轉向由政治專才占優勢，不過習近平本人曾修讀化學工程。
- 2022年，五名軍工領域出身的領導人進入政治局，包括張國清、袁家軍、李幹傑、馬興瑞與劉國中。
- 國有企業是工程師出身官員的培訓場域，進一步鞏固「又紅又專」路線。
- 中國興建高速公路、高速鐵路與再生能源設施，反映工程師主導的政策優先順序與執行能力。
- 年輕一代幹部正透過黨內計畫崛起，其中許多人擁有博士學位並出身清華大學。
- 中國培養了全球龐大比例的理工科畢業生，並積極培育人工智慧人才，DeepSeek的成功就是一例。
- 政治控制、監管政策波動與企業高壓文化，可能限制創造力並降低民營部門的吸引力。
- 清零期間的事件與中國航空工業集團不透明的人事變動，顯示指令與控制模式的風險。
- 美國在科學與高等教育方面仍具優勢，但中國正縮小論文發表與研發支出的差距。
- 中國工程師主導的模式以審議和公共參與為代價，換取速度與規模；美國模式則偏重法律制衡與公開辯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