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猶新的街道，至今仍在訴說的聲音
走過台北市中心，磚瓦與木造建築讓人看見過去。總統府、寬闊的大道和一簇簇木造房舍，讓人想起這座城市曾被稱為「台北」（Taihoku），當時每三位居民就有一位是日本人。從1895年到1945年，台灣有半世紀是日本的第一個海外殖民地。學校以日語授課，街區依照都市計畫規劃，糖、樟腦及其他重要產業則由國營企業主導。那些建築與基礎設施至今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親身記憶正迅速消逝。最後一批出生於台灣、出身日本家庭的倖存者，也就是「灣生」，如今已年屆八、九十歲，甚至更高齡。他們的故事，以及在旭日旗下成長的台灣人的故事，記錄了進步與傷痛。
目錄
其中一人是現年93歲的新本久（Hisashi Niimoto）。他出生於台北，家族與鐵路和製糖業有關。他的祖父於1896年抵台，協助興建串聯全島的鐵路。新本記得現代城市帶來的興奮，也記得戰爭帶來的恐懼。他是估計約20萬名戰後遣返回日本的灣生之一；離開台灣時，這群人只能帶走所能攜帶的物品。數十年後，許多人仍稱台灣是自己的第二故鄉。
這份情感與殘酷的現實並存。日本統治帶來同化政策、警察管制，以及對1915年噍吧哖事件等起義的鎮壓，造成數千人死亡，許多人遭到逮捕。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盟軍空襲把市區炸成一片坑洞。之後台灣移交給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徵收日本殖民時期的財產，來自中國大陸的新一波難民則住進空置房屋。記憶如同城市景觀，層層疊加，也充滿爭議。
灣生是誰，為何必須離開
「灣生」是日語詞彙，指殖民時期在台灣出生的日本裔人士。他們包括移民家庭的子女，也包括混血家庭出身者。到1945年，約有50萬名日本移民居住在台灣，官方分類也將漢人區分為「本島人」，將原住民族稱為「蕃人」。戰爭後期的調查顯示，許多日本居民原本希望留在台灣，但事與願違。1945年至1949年間，幾乎所有人都在有組織的遣返行動中被送往日本，過程往往倉促，也無法攜帶財產。
在日本，灣生家庭發現故鄉已成為異鄉。許多人帶有台灣口音，並被視為外人。他們在殖民時期的學校長大，有時享有較多受教育的機會，後來也因此較容易找到工作。即使有這項優勢，他們在滿目瘡痍的日本仍得面對艱難的起步。灣生成立社群、出版回憶錄並舉辦重聚活動，讓台灣的記憶延續下去。年長的灣生至今仍稱台灣是自己摯愛的出生地，只要身體許可便會造訪，但年歲漸長，也讓能夠重返的機會愈來愈少。
殖民統治下的生活：同化與抵抗之間
日本在第一次中日戰爭中擊敗清朝後取得台灣。台北成為殖民地首府，日本官僚與工程師將台灣塑造成示範殖民地。早期的武裝抵抗在1902年前遭到鎮壓，之後日本實施嚴密的警察統治，並推動將當地居民塑造成帝國臣民的運動。政府掌控主要產業，推動公共衛生與環境清潔。市區重新規劃，鐵路擴建、港口改善，以服務軍事與經濟目標。
教育、語言與認同
學校以日語授課，並灌輸效忠天皇的思想。初期台灣人接受國民教育的機會有限，直到戰爭末期才實施義務教育。語言政策鼓勵家庭從閩南語、客語和原住民族語言改用日語。年輕台灣人改用日本姓名，有些人對帝國產生深厚認同；另一些人則採取抵抗，或透過文學與文化尋求新的表達途徑，展現台灣認同。
鐵路、糖業與城市
殖民政府投入大量資源興建鐵路、水壩和道路。鐵路讓甘蔗能迅速從田間運往糖廠，帶動糖業蓬勃發展，也使台灣與亞洲各地市場相連。日本企業集團與政府專賣制度主導糖、樟腦、鹽及其他商品的開採與加工。台北也隨經濟發展而改變樣貌。政府機關、學校和日式住宅成群出現。如今中正區的一部分就是其中一處區域，當年公務員住在格局簡潔的木造住宅裡；如今全市仍有零星住宅留存。
後方戰火
第二次世界大戰擴及台灣後，日常生活逐漸崩解。盟軍轟炸機鎖定台灣的城市與基礎設施，包括政府建築和鐵路樞紐。新本在1945年還是青少年，5月31日台北遭到大規模空襲。他和同學當時在淡水河對岸，警報響起，爆炸震撼全城。他後來告訴記者，500公斤炸彈落在他們的避難處附近，炸出深坑時，大地彷彿天翻地覆。
新本詳細回憶了那一刻。他曾受教育，認為即使戰況不利，也應尊崇軍人服役。空襲後，他告訴老師自己想當兵，於是被派往自行車傳令部隊。他當時年紀太小，不能上戰場，不久後日本便投降了。
新本在東京談起自己的出生島嶼時說，他從未忘記祖父和父親建立生活的地方。他至今仍稱那裡是自己的出生地。
台灣是我祖父和父親生活過的地方。那裡是我的出生地。
另一名灣生伊藤進（Susumu Ito）四歲時，家人在空襲後加入遣返隊伍。他記得居民排隊離開時，效忠蔣介石的士兵在一旁戒備，也記得1947年走向登船處時一路氣氛緊張。全家所剩無幾地離開，對未來一無所知。
父親曾騎自行車帶我去教會。沿著大路，有蔣介石的士兵。他們在監視那一帶，氣氛很緊張。
1945年後：空屋與新住民
日本戰敗後，日本官員與家屬奉命離開。留下的住宅與公共設施由新政權接收。有一段時間，部分日式住宅街區空置無人。1949年，中國大陸內戰迫使逾百萬人遷往台灣，局面因此改變。空屋為一波波難民、軍官和公務員提供住所。後來，隨著住戶過世、城市重建，許多建物遭到棄置或拆除。
直到近年，保存工作才逐漸受到重視。包括中央研究院研究人員在內的文資倡議者，為建築進行普查，並推動保存仍存的聚落。有些案例採用競標制度，支持謹慎整修，由承租人支付租金以維護房屋。新本早年在台北的故居曾多年淪為廢墟，後來重新開張成為咖啡館。其他房屋就沒這麼幸運。伊藤進回台灣時，發現一處家族故居儘管有人請願，仍遭拆除。另一處雖獲准保存，卻依舊空置、逐漸腐朽。
投入殖民時期住宅保存工作達20年的學者黃志輝認為，這些建築是公共歷史的一部分，不只是個人記憶。他說，這些建築訴說著台北從殖民地首府發展成現代城市的歷程。
這不只是家族史，而是台灣的歷史，是台北一路走到今天的歷史。這一頁不能省略。
穿上日本軍服的台灣人
接受日語教育的世代中，有些台灣人認同自己是日本人，並加入帝國軍隊。資料顯示，服役的台灣人超過20萬名，估計有3萬人再也沒有回來。對某些人而言，服役帶來歸屬感；其他人則將其視為責任，或是在一場自己無從選擇的戰爭中不得不走的路。
曾使用日本姓名宮川茂夫的呂榮茂，記得殖民官員曾幫助貧困家庭，因此他逐漸認為自己應該為帝國效力。另一名退伍軍人楊福成於1943年從軍。他在新加坡負責補給，並說自己受到的待遇與其他日本士兵無異。後來他回到截然不同的台灣，歷經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在漫長的戒嚴時期，他坐了七年牢。
楊福成談過自己穿上軍服時感受到的情誼與信任，也談到1945年後這份身分認同如何受到挑戰。
我當時想，身為日本國民，如果日本打仗，我就應該參戰。我立刻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
沒有紀念碑的哀傷
現年98歲的吳正男（Masao Go），是1944年進入日本軍事訓練學校、年紀最小的台灣人之一。他曾想成為自殺飛行員，但長子不得走這條路。日本投降後，他遭蘇聯軍隊俘虜，送往今日哈薩克境內的勞改營。日本厚生省估計，約有3萬7,000名日本陸軍士兵被迫在當地勞動，約1,500人死亡。吳正男1947年返回日本，心中滿是哀痛，也對未能返家的台灣人有著無解的疑問。
他四處尋找紀念服役殉難台灣人的紀念碑，卻幾乎一無所獲。去年，他請求橫濱禪馬山心照寺首席住持水谷榮観（Eikan Mizutani）興建慰靈碑。住持答應了，紀念碑於今年春天落成。
水谷說，日本的課堂上很少談到台灣士兵。他認為這座紀念碑能讓更多人認識他們的故事。
日本的教育沒有教這段歷史，因此我更想建起這座慰靈碑。我希望一般民眾認識台灣士兵。
銀幕、書籍與藝廊中的記憶
1987年戒嚴解除後，遭壓抑數十年的議題重回公共視野，包括坦率探討日本殖民史、原住民族經驗，以及從帝國統治到白色恐怖的漫長歷程。此後，電影人和作家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探索這片領域。魏德聖的《賽德克．巴萊》以原住民族反抗日本統治的起義為主軸，深入描繪賽德克族的世界觀，包括「Gaya」的原則，直面殖民統治下尊嚴遭剝奪的經驗。其他電影則講述海軍工廠童工的故事，或以諷刺、悲劇的角度呈現帝國末期的日常生活。
《海角七號》以懷舊筆調描寫日本教師與台灣女性的情感，掀起討論。《KANO》歌頌殖民統治時期組成的多族群棒球隊，其描繪跨越語言與出身隔閡、共同奮鬥的故事廣受歡迎。紀錄片《灣生回家》等作品跟拍年邁灣生重訪兒時街區，讓觀眾正視歷史中的矛盾。有些作品被批評美化殖民時期；另一些則凸顯剝削、歧視與暴力。這些作品共同展現，記憶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不同世代之間持續協商、重新詮釋。
台灣藝術也承載著這段交融的過去。水墨畫大師林玉山在日本統治下成長，將日本訓練、西方技法與本土題材融為一體，形成獨特的台灣風格。灣生畫家立石鐵臣透過肖像畫與村落景象，保存原住民族藝術與習俗。他的大部分作品在遣返時散佚，更令人感到一個文化世界遭到連根拔起、四散各地。
保存與再利用殖民時期住宅
台北舊昭和町一帶仍有約50棟日式住宅。這片街區建於昭和時期，整齊排列的木造宅院曾是殖民官員的住所。太平洋戰爭後，國民黨接收許多空屋，分配給軍官、公務員及逃離中國大陸的平民。這留下複雜的產權歷史；住戶過世後，房屋也一度大量破敗。如今，整修工作正與時間和開發壓力競逐。成功修復的住宅被改造成咖啡館、文化空間或社區據點，連結居民與層疊的過去。
散布全市的留存住宅，展現精細的木作工藝、適應氣候的設計，以及交織殖民權力與市民生活的城市歷史。文資保存者強調，保存這些建築並非懷念帝國，而是要留下台北發展的軌跡、不同時代家庭的生活樣貌，以及這座城市如何向所有建設和形塑它的人致意。
最後的見證者如何形塑歷史敘事
灣生開口述說時，個人經歷與歷史交織在一起。新本記得離開台灣的航程中，袋子裡塞著羊羹，那是戰爭也無法抹去的童年滋味。伊藤進記得一路經過士兵、緊張地前往碼頭。楊福成記得一名指揮官信任他，把金庫鑰匙交給他。吳正男記得那些再也沒有回來的朋友。這些片段有助於理解，為何有些台灣家庭至今對曾經認識的日本教師和醫師懷有好感，另一些人記得的卻是壓迫與失落。許多曾接受日語教育的台灣長者，記得當年的秩序與公共衛生，也記得語言遭禁和嚴密的警察管制。
學界的觀點為這種分歧提供了脈絡。有些人指出，民主化讓重新審視歷史成為可能，也開啟了保存殖民建築或拆除建築的辯論。另一些人認為，相較之下，白色恐怖的創傷淡化了對日本統治的負面記憶。也有人主張，懷舊不應掩蓋帝國體制下真實存在的苦難。直接承載那段記憶的最後一代正逐漸凋零。他們此刻留下的故事，將形塑台灣如何從那段歷史汲取教訓。
重點摘要
- 1895年至1945年間，台灣是日本的第一個殖民地；鐵路、學校和國營產業改變了台灣，同時伴隨嚴密管制與鎮壓。
- 灣生是殖民統治期間出生於台灣的日本人。多數人在1945年至1949年間被遣返回日本，並在飽受戰火摧殘的日本艱難適應。
- 包括1945年5月31日台北遭大規模空襲在內的盟軍空襲，造成數千人死亡並摧毀重要基礎設施。
- 1945年後，國民黨徵收原日本人住宅；1949年大量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湧入，住進許多空屋。
- 超過20萬名台灣人曾在日本軍隊服役，約3萬人未能返鄉。他們的記憶如今也透過橫濱新建的慰靈碑延續。
- 日治時期住宅的保存工作日益增加，尤其是在中正區和舊昭和町一帶，但仍面臨拆除壓力。
- 台灣的電影、書籍與藝術呈現對殖民時期的多元看法，從《賽德克．巴萊》的抵抗，到《KANO》描繪的團隊精神，以及灣生的回憶錄。
- 隨著最後的見證者年事漸高，台灣如何討論這段歷史，取決於家庭、學者和社區選擇如何記憶與保存過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