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軍奮戰的代表
《泰晤士高等教育》2026年世界大學學科排名於1月下旬公布，對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提出了令人警醒的評估。在涵蓋電腦科學、工程、商業、法律、心理學及人文學科的11個領域中，亞洲院校在全球前100名中占據主導地位。然而，印度只出現一次。班加羅爾的印度科學理工學院在電腦科學領域排名第96，成為該國在這份頂尖榜單上的唯一代表；榜單中來自中國大陸的院校超過120所、香港逾70所、日本約40所、南韓35所、新加坡30所。
這種情況並非只見於單一排名系統。2025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上海排名）將印度完全排除在全球前500名之外。哈佛大學連續第23年蟬聯榜首，中國則有101所院校進入頂尖群組。就連伊朗等較小國家也榜上有名。人口龐大、技術人才備受讚譽的印度，卻沒有任何院校入列。
回顧歷史脈絡，這種落差更加明顯。早在2011年，QS亞洲大學排名中，中國有40所院校進入頂尖梯隊，印度只有11所，排名最高的院校也僅列第36。15年後，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進一步擴大；與此同時，印度政界愈來愈常強調要成為「Vishwaguru」（世界導師）的抱負。這種懸殊也挑戰了人們的既有假設：印度的人口優勢與英語授課，本應自然轉化為全球學術競爭力，尤其是與克服類似發展限制的亞洲鄰國相比，更是如此。
轉型中的亞洲
過去20年，亞洲大學的崛起是全球高等教育最重要的變化之一。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6年學科排名中，中國有7所院校在不同學科躋身全球前10。北京大學首度進入電腦科學全球前10，清華大學則首度躋身物理科學頂尖梯隊。工程領域有30多所亞洲大學名列全球頂尖院校，其中多數來自中國。新加坡國立大學與南洋理工大學的表現一向出色，儘管新加坡幅員狹小，仍能與歷史悠久的西方院校競逐。
亞洲的優勢不限於技術領域。在商業與經濟學領域，有兩所中國大學名列全球前10。香港及中國大陸院校在教育研究、法律和社會科學領域也展現相近實力。數據顯示，亞洲院校的卓越表現遍及多個領域，挑戰了「亞洲大學只擅長少數科學專業」的舊有觀念。日本與南韓在多個學科展現實力與穩定性，新加坡則持續以相對有限的國土規模創造超乎預期的表現。這場轉型從根本上重塑全球知識生產格局，並將影響未來數十年的創新、經濟競爭力與地緣政治影響力。
排名衡量什麼
要了解印度的排名，必須先檢視這些榜單實際評估的項目。《泰晤士高等教育》的評比採用18項績效指標，分為教學、研究、知識轉移及國際視野等面向。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則高度重視研究成果、諾貝爾獎、菲爾茲獎、論文引用率極高的研究人員，以及頂尖科學期刊的發表成果。這些方法看重持續產出高影響力研究及全球合作，而非學生註冊人數或畢業生數量。
印度在這些特定指標上的弱勢，與其在其他方面的表現形成鮮明對比。在2026年QS亞洲大學排名中，印度院校的每位教員論文發表量實際上領先亞洲，該指標前30名中有16所印度院校。印度在持有博士學位的教職員比例方面也居亞洲之首，有39所大學進入亞洲前100名。這顯示問題未必出在個別研究人員的品質或產能，而可能在於機構規模、資金集中程度，以及如何將研究產量轉化為全球能見度與影響力。
亞洲的致勝策略
排名攀升的國家有一些共同特點，與印度的做法有所不同。中國將資源集中投入少數院校，持續為清華大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和復旦大學挹注經費，而非把有限預算分散到數百所校園。新加坡也採取類似策略，集中資源發展新加坡國立大學與南洋理工大學。這種集中投資打造出足以參與全球競爭的研究生態系。
師資延攬方式也有明顯差異。亞洲頂尖大學的學術團隊多元，教授持有全球頂尖院校的博士學位，也有跨國兼任職務，並能在不同國家間自由流動。這些做法讓研究計畫與全球網絡保持連結。相較之下，印度大學受限於嚴格的薪資上限、緩慢的聘任流程、簽證問題及高度行政管控，不利於延攬國際人才。
與產業界接軌也帶來另一項優勢。南韓科學技術院（KAIST）和浦項科技大學（POSTECH），以及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和中國清華大學等院校，與企業維持緊密合作，由企業資助研究實驗室、提供教職員職位經費，並支持專利開發。這些合作能將學術研究轉化為商業應用與創新。印度與產業界的連結往往流於表面，多半只有客座講座和合作備忘錄，後續實際行動有限。
印度的結構性挑戰
印度高等教育體系優先追求普及與規模，而非集中資源打造卓越院校。目前，印度在國際排名中上榜的大學總數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然而，這種廣度掩蓋了深度不足的問題。中國有逾100所大學進入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前500名，印度卻一所也沒有。在《泰晤士高等教育》2026年世界大學排名總榜中，沒有印度院校進入前100名。印度科學理工學院在國內院校中排名最高，位於第201至250名區間。
這套體系也面臨人才外流問題，而亞洲競爭對手已學會扭轉這個趨勢。中國與新加坡積極延攬海外學者，並打造足以吸引人才返國的機構。相較之下，印度輸出大量學術人才。印度學生在國際奧林匹亞競賽中得獎、在海外領導研究團隊，也在矽谷占有重要地位，然而本國院校卻鮮少展現同等水準。
在亞洲，研究決定聲望；在印度，研究往往被視為可有可無。
官僚體制的限制讓問題更加嚴重。亞洲政府將排名視為診斷工具，績效下滑時便調整資金配置並重整領導團隊。印度則經常批評排名帶有偏見，或只慶祝部分亮眼成果，卻未處理根本落差。政治干預也招致批評，有分析人士認為，大學領導職位的任命優先考量意識形態立場，而非學術卓越。
進步曙光
儘管整體情況不甚樂觀，部分指標仍顯示有所進步。2020年《國家教育政策》似乎已對研究產出帶來影響，促使印度在每位教員的論文發表量方面領先。昌迪加爾大學近期成為亞洲排名最高的印度私立院校，升至第109名。旁遮普大學在論文引用影響力、國際研究網絡及教職員資格等方面均大幅進步。包括海得拉巴印度理工學院與甘地訥格爾印度理工學院在內的幾所新設印度理工學院，也在區域排名中上升。
印度科學理工學院躋身全球前100名，證明在印度也能取得成功。該校擁有穩健的研究文化、穩定的資金機制、扎實的國際合作及實質的校務自主權，為其他院校提供了可循的模式。然而，單靠一所大學無法支撐一個國家的學術聲譽；如何在印度龐大的高等教育版圖中複製這套模式，仍是核心挑戰。
重點整理
- 《泰晤士高等教育》2026年學科排名中，在所有學科的全球前100名裡，只有一所印度院校入列：班加羅爾印度科學理工學院的電腦科學排名第96。
- 中國大陸在各學科共取得逾120個全球前100名席次；香港、日本、南韓與新加坡合計另有逾150個席次。
- 2025年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將印度完全排除在前500名之外；中國有101所院校入列，美國則有111所。
- 印度在每位教員論文發表量及教職員博士學位比例等研究產量指標上領先亞洲，但缺乏排名所看重的機構資源集中與全球合作網絡。
- 亞洲競爭對手的成功，來自集中挹注資金、延攬國際師資、深化產學合作，以及將大學視為國家戰略基礎建設，而非僅是授予學位的機構。
- 印度擴大高等教育時優先追求規模而非深度，因此雖有廣泛院校登上排名，卻缺席於決定全球影響力的頂尖梯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