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批獵豹抵達，再掀爭議
上週，9隻非洲野生獵豹從波札那啟程，歷經10小時飛抵印度；牠們先搭乘印度空軍飛機抵達瓜廖爾，再由直升機運往中央邦庫諾國家公園的檢疫圍區。這批獵豹加入後，獵豹計畫下的獵豹總數達53隻，包括從納米比亞、南非和波札那引進的20隻成年獵豹，以及在印度出生的33隻幼豹。新獵豹抵達之際，兩隻雌豹「茱瓦拉」與「加米妮」近期分別產下5隻和4隻幼豹，使獵豹數量超過政府目標的一半。政府計畫在2032年前，於1萬7,000平方公里範圍內建立由60至70隻獵豹組成、能自我維持的複合族群。
總理納倫德拉．莫迪於2022年9月啟動這項計畫，並在自己生日當天野放首批8隻納米比亞獵豹，宣稱計畫將修復印度生態遺產中斷的一環。政府新聞稿將此舉描述為全球保育的歷史性一步，並指出獵豹將成為保護草原生態系，以及大印度鴇等瀕危獵物物種的旗艦物種，同時透過生態旅遊帶動地方經濟。然而，在慶賀聲浪背後，愈來愈多野生動物科學家與保育人士認為，計畫已危險地偏離科學原則；有些人形容，這不是實質復育物種，而是一場耗資高昂、讓動物長期受圈養的實驗。
圈養繁殖的悖論
野生動物生物學家、Metastring Foundation執行長拉維．切拉姆（Ravi Chellam），已成為批評計畫現行方向聲量最大的代表之一。他認為，把圈養繁殖幼豹的誕生當成計畫成功的證據，根本是誤導；他指出，原始《獵豹行動計畫》從未規劃圈養繁殖。根據生態評估，面積748.76平方公里的庫諾國家公園，承載量約為10隻成年獵豹。每有一胎幼豹在大型圍區出生，族群承受的壓力便進一步逼近這個固定上限，形成管理者無法單靠擴大棲地化解的人口危機。
承載量受限，源自根本的生態條件。在非洲棲地中，獵豹的密度通常不到每100平方公里1隻；在某些生態系中，牠們的活動範圍可延伸數千平方公里。獵豹不像老虎或獅子，在掠食者階序中居於較弱勢地位，因此必須廣泛活動以避開競爭。庫諾地景數十年前原本是為了將亞洲獅遷入而選定，如今植被愈來愈茂密，形成林地，而非獵豹偏好的開闊草原與灌木林。棲地不匹配迫使獵豹留在人工圍區，或擴散至人類活動密集的地區，後者會大幅降低牠們的生存機會。
阿育王生態與環境研究基金會（Ashoka Trust for Research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研究員尼汀．拉伊（Nitin Rai）認為，計畫注定失敗，因為族群擴張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足夠的棲地，根本不存在。他將這項計畫形容為「綠色圈地」，認為魅力十足的獵豹成了掌控土地的工具，讓主管機關得以將居住在森林中的社群遷出保護區。這項指控也呼應全球保育計畫引發的更廣泛疑慮：有時原住民族群會以保護野生動物之名遭到迫遷。拉伊指出，試圖利用獵豹來保育草原是本末倒置；大規模棲地復育必須先於掠食者重新引入，而不是寄望掠食者自行創造生態系。
死亡數字與管理挑戰
獵豹計畫的死亡統計，凸顯跨洲遷移所面臨的嚴峻挑戰。計畫啟動以來，已有9隻引進的成年獵豹和12隻在印度出生的幼豹於庫諾死亡。死因包括急性心臟衰竭、激烈的交配衝突、溺水、中毒，以及無線電項圈在潮濕季風環境下引發的嚴重皮膚炎。法院紀錄記載的一起尤其令人憂心的事件中，管理人員試圖在大型圍區內促進交配時，一隻名為達克莎的雌豹遭雄豹攻擊致死。另一隻名為帕萬的獵豹則在原因不明的情況下溺斃，部分官員懷疑與中毒有關。
近幾個月來，死亡數字又添新紀錄。去年12月，一隻幼豹離開公園範圍，在瓜廖爾附近的阿格拉—孟買國道遭車輛撞死。首批抵達的5歲納米比亞雌豹莎莎，上個月則因腎臟感染病逝。這些死亡事件反映出系統性的管理難題，包括如何讓野生出生的動物在圈養與自由之間界線模糊的環境中生活。曾任政府顧問委員會成員的南非獸醫阿德里安．托迪夫（Adrian Tordiffe）表示，國際專家與印度主管機關溝通不良，可能使數起事件未能及時採取獸醫介入措施，他對此感到挫折。
什麼程度的死亡率可以接受，已成為爭議焦點。政府官員援引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指引指出，這類計畫在遷移後第一年的存活率若達50%，仍屬預期範圍。他們表示，成年獵豹第一年存活率為70%，第二年為85.71%，足以證明管理工作有所改善。然而，批評者反駁，許多死亡事件發生在受控圍區內，理論上獸醫照護應能避免動物死亡。幼豹死亡率偏高，雖與非洲野生族群自然偏高的死亡率相符，但在實驗性計畫中讓動物承受這類風險，也引發倫理疑慮，尤其是計畫最終能否建立自由活動的族群仍不明朗。
社會正義與迫遷疑慮
除了生態爭論，獵豹計畫也引發對社會正義與社區權益的重大疑慮。保育期刊刊載的學術研究記錄指出，庫諾的最初選址過程方法可疑，重迫遷、輕社區實質參與。1999年至2001年間，約5,000名居民從24個村莊遷出，為原定將亞洲獅遷入的計畫騰出空間；該計畫後來因古吉拉特邦的政治反對而未能實現。獅子遷移計畫停擺後，已整備完成、居民卻已遷出的地區，成了獵豹計畫現成的基礎。然而，許多遭遷移家庭至今仍面臨安置不足、補償承諾未兌現，以及失去傳統森林生計等問題。
近期一項以環境正義架構檢視計畫的學術分析，指出三種不正義：分配不正義、程序不正義與承認不正義。分配不正義體現在保育成本不成比例地落在弱勢社群身上，而生態旅遊等收益則仍不確定，或無法由遭遷移人口取得。程序不正義則表現在計畫設計過程中，缺乏與地方利害關係人的實質協商；有報告指出，研究人員評估社區福祉時，只做表面觀察，未進行深入對話。承認不正義則是指在由上而下的官僚決策中，不同的在地知識體系、對土地的文化連結，以及傳統生態知識遭到忽視。
遷移過程也引發是否出於自願、是否取得同意的疑慮。《野生動物保護法》和《森林權利法》規定，必須取得事先知情同意，並自願安置居民；但實地報告顯示，程序被簡化，加上經濟困境，實際上迫使許多家庭離開傳統土地。遭遷移居民至今仍反映，離開家園數十年後，基本服務仍有缺口、缺水且失業。官方計畫說明大多未提及這些社會成本，反而強調生態復育，淡化地景管理涉及的人為因素。
政治因素與選址
獵豹重新引入計畫伴隨強烈的政治象徵與邦際競爭。總理莫迪親自參與，包括在生日當天野放首批獵豹，以及將計畫進度比擬為他的治理哲學，使這項倡議成為具有代表性的國家成就。高層政治投入讓客觀批評變得困難；政府新聞稿將科學上的反對意見形容為受到意識形態驅使，或刻意聳動。計畫啟動日期刻意與前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放飛象徵和平的鴿子形成對比，展現保育民族主義轉向更強勢、積極的姿態。
除了庫諾，政治考量也影響了其他地點的選擇。拉賈斯坦邦的穆昆德拉山丘老虎保護區多年前就被列為次要候選地點，但在國大黨執政期間，中央政府對將獵豹遷往當地的核准一直停滯。直到印度人民黨在拉賈斯坦邦執政後，當地擴建計畫面臨的官僚阻礙才似乎有所緩解。同樣地，儘管最高法院自2013年起已有相關命令，古吉拉特邦政府仍拒絕將亞洲獅移往庫諾，迫使規劃者改為引進非洲獵豹。因此，有些觀察人士認為，選擇物種是出於政治方便，而非生態需求；庫諾經過科學評估並依法指定用於亞洲獅，而非獵豹。
擴大至其他地點的計畫再度引發爭議。中央邦的甘地薩加爾野生動物保護區已整備為下一個野放地點，官員宣稱所需基礎設施均已完備。然而，將諾拉德希野生動物保護區設為第三個地點的提議，遭到科學家強烈批評。他們指出，當地有20多隻定居的成年老虎，還有許多暫時活動的老虎。科學家認為，在掠食者密度如此高的林地棲地引入獵豹，會使牠們面臨激烈的干擾競爭，幼豹也很可能死亡。野生動物科學家阿瓊．戈帕拉斯瓦米（Arjun Gopalaswamy）曾共同撰寫一篇2022年論文，警告計畫的科學基礎不足。他表示，每次新的選址都顯示同一問題：高估承載量，低估掠食者間的衝突。
官方辯護與適應性管理
政府官員與國家老虎保育局的科學家大力為獵豹計畫辯護，反駁日益增多的批評。他們在近期刊於《保育科學前沿》（Frontier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的論文中指出，批評者把非洲與印度生態系統過度簡化地相比，忽略獵豹的行為彈性。論文表示，自由活動獵豹的初步數據顯示，牠們成功捕食多種獵物，包括花鹿、山鹿、四角羚與藍牛羚，活動棲地則涵蓋稀樹草原草地到混合落葉林。官員強調，無線電項圈資料顯示，儘管庫諾的豹密度偏高，獵豹仍能在時間與空間上成功避開豹。
政府也試圖重新界定圍區的爭議，堅稱軟性釋放用的圍場屬於仿自然棲地，而非圈養環境。他們指出，這種做法獲國際認可，適用於食肉動物重新引入，與直接硬性野放相比，成功機率可提高2.5倍。2023年死亡事件後，讓自由活動的獵豹暫時返回圍區，是因應蜱蟲感染和冬季毛被等突發問題的適應性管理措施，而非計畫失敗的證據。官員並指出，2年半內已有21隻幼豹出生，其中11隻如今和母親一起在野外活動，顯示獵豹雖遭遇初期挫折，確實正在適應印度環境。
關於社會影響，官方說明表示，獵豹計畫本身並未造成不合理的迫遷，並指出大多數遷移發生在數十年前的獅子計畫期間。他們將安置描述為透過村莊議事會（Gram Sabha）進行的自願程序，並提供完整支援方案，包括農地、住宅補助和為期五年的協助。計畫已雇用數百名地方青年擔任森林巡護員和獵豹追蹤員，並建設生態旅遊設施，期望周邊社區受惠。官員堅稱，保育與發展可以並行，獵豹則是復育多個邦退化草原的旗艦物種。
生態需求與全球脈絡
支持者與批評者根本分歧之處，在於對生態需求及保育成功的定義不同。獵豹是活動範圍最廣的大型食肉動物之一，在部分非洲生態系中，其活動範圍據記錄可達5,441平方公里。戈帕拉斯瓦米及同事認為，要建立能存續的自由活動族群，需要1萬至2萬平方公里連續、獵物充足且人獸衝突風險低的棲地；在人口稠密的印度，現有條件無法提供這樣的規模。另一種做法是在圍欄內圈養，或在彼此分隔的地點管理複合族群，這屬於域外保育，與最初設想的野生族群復育有根本差異。
這場爭論也牽涉在環境快速變遷時代，跨洲物種遷移的廣泛問題。提供最新一批獵豹的波札那，野生獵豹族群本身也在減少，因此從承受壓力的來源族群輸出動物，投入實驗性計畫，引發倫理疑慮。IUCN重新引入指引強調，此類計畫應只在物種歷史分布範圍內，使用適當亞種進行；然而，引進印度的非洲獵豹與已滅絕的亞洲獵豹屬於不同亞種。雖然遺傳差異或許能妥善管理，但在消失70年後，牠們對印度環境的生態與行為適應情形仍不明朗。
最初為計畫提供建議的國際專家，對政治壓力如何排擠科學意見感到失望。南非和納米比亞獸醫致函最高法院，抱怨自己的顧問角色淪為門面，緊急狀況發生時，關鍵健康資訊也遭隱瞞。外籍顧問更替頻繁，包括獵豹保育基金會（Cheetah Conservation Fund）創辦人勞莉．馬克（Laurie Marker）不再積極參與，顯示國際社會對計畫管理日益憂心。印度正與肯亞協商進一步引進獵豹，以提升遺傳多樣性；隨之而來的問題是，依賴持續進口動物的族群策略能否長期維持，這個問題也愈來愈迫切。
重點摘要
- 獵豹計畫自2022年以來已引進20隻非洲成年獵豹，包含33隻在印度出生的幼豹在內，族群總數達53隻；但累計已有21隻死亡，包括9隻成年獵豹與12隻幼豹
- 科學家指出，庫諾國家公園的承載量約為10隻成年獵豹；若不長期圈養或承受高死亡率，現有族群數量難以維持
- 批評者稱計畫是為了掌控土地、迫遷森林社區的「綠色圈地」；學術研究也記錄了先前遷移過程中的程序不正義
- 政府則將此計畫辯護為適應性管理的成果，援引成年獵豹70%至85%的存活率，以及自由活動獵豹捕食多種獵物、如今已棲居多個地點等情況
- 擴大至甘地薩加爾保護區，以及提議中的諾拉德希地點，因棲地不足和老虎密度偏高、可能危及獵豹生存而面臨反對
- 國際專家對溝通失靈、科學建議遭邊緣化，以及從族群數量下降的非洲引進動物所涉及的倫理問題表示憂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