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歷史新低，人口存續拉警報
新加坡總生育率在 2025 年暴跌至 0.87，創下有紀錄以來新低，遠低於維持人口穩定所需、每名女性生育 2.1 名子女的人口替代水準。副總理顏金勇於 2026 年 2 月在國會發出嚴正警告，形容這個趨勢是「攸關存續的挑戰」，威脅這個城市國家的社會與經濟根基。初步數據顯示，2025 年居民出生人數約為 27,500 人，較前一年減少 11%，也是有紀錄以來新生兒人數最少的一年。
這波下滑的數學推算，為未來世代描繪出令人憂心的圖景。依照目前趨勢，今天每 100 名居民，將只會有 44 名子女和區區 19 名孫子女。若不採取行動，新加坡公民人口可能在 2040 年代初開始萎縮。人口快速高齡化更增添迫切性：如今每五名公民就有一人年滿 65 歲，十年前則是每八人一人。人口結構轉變恐造成難以持續的扶養比，每名勞動年齡成人須扶養 2.4 名高齡者，讓醫療體系與退休金制度承受更大壓力。
數字背後的個人考量
這些統計數字背後，是人們在經濟壓力與文化轉變下做出的個人選擇。31 歲的商業顧問陳先生於 2024 年 12 月迎來第一個孩子，正反映出許多新加坡年輕夫妻面臨的兩難。儘管他認為為人父母「非常有成就感」，但他和擔任護理師的妻子已決定只生一個孩子。他們每週和朋友聚餐的習慣已告一段落，取而代之的是照顧嬰兒永無止境的忙碌。
他的考量反映出新加坡職場文化引發的普遍焦慮。他說：「雇主不會因為讓員工有更多時間陪家人而受益。對公司更有利的，是能投入更多時間工作的人，而不是得趕著去學校接孩子的人。」許多人認為，養育子女與職涯發展無法兼顧，因此選擇少生或不生。
37 歲的單身護理師哈斯琳達女士，則代表了這股趨勢的另一面。她考量生活成本高昂，也希望保有個人自主，因此選擇不生孩子。她坦言：「我可能有點自私；我只是想有自己的時間。我不需要孩子，也能感到完整。」這類態度過去曾遭受社會污名，如今在千禧世代與 Z 世代之間逐漸獲得認同；相較於傳統家庭型態，他們更重視職涯發展、旅行與個人實現。
從「兩個恰恰好」到「有能力就生三個以上」
當前危機帶有一層特殊的歷史反諷。1970 年代，新加坡政府大力推動「兩個恰恰好」運動，成功將總生育率從 1965 年的 4.66 降至 1975 年的替代水準以下。政府透過宣導訊息、在住宅分配上對大家庭設置不利措施，以及推行家庭計畫，促成全球最快速的人口轉型之一。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政策制定者意識到，當初的成功已成為負擔。政策口號轉為「有能力就生三個以上」，並啟動了長達四十年的鼓勵生育政策，包括生育獎勵金、稅額減免、托育補助，以及優先提供住宅給家庭。儘管政府推出這些措施，生育率仍持續下滑，從 2001 年的 1.41 降至目前的 0.87。這種持續下跌的情況顯示，政策介入可能難以抵擋更深層的結構性力量。
墨爾本大學新加坡政策博士候選人朱利葉斯．莫克，以直率的態度評估了這個局面。
政府已經發現，而且現在正陷入恐慌，這完全情有可原，因為這些【政策】並沒有奏效。
這番話道出政策制定者的挫折：他們眼看一波又一波的獎勵方案，始終無法扭轉長期趨勢。生育率持續下滑，顯示單靠金錢獎勵無法克服過去反生育的社會氛圍，也無法解決受教育人口生活優先順序根本改變的問題。
全球現象，各有在地差異
新加坡的困境反映了幾乎所有先進經濟體都面臨的更廣泛趨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指出，會員國平均生育率已從 1960 年每名女性生育 3.3 名子女，減半至 2022 年的 1.5 名。鄰近的南韓在 2023 年創下全球新低，生育率僅 0.72；日本、台灣、香港及中國主要城市也面臨同樣嚴峻的數字。
不過，南韓近期的經驗帶來一線希望。連續八年下滑後，南韓生育率在 2025 年小幅回升至 0.8；自 2006 年以來，南韓政府已投入超過 3,600 兆韓元（約 2,500 億美元）。首爾的「生育支援計畫」為新婚夫妻提供社會住宅、擴增托育量能，並在每次生育後發放 200 萬韓元補助。夫妻雙方的育嬰假最長可達三年。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楊珍妮形容，此舉傳達了「清楚而有力的訊息，表明他們認真看待改變性別規範這件事」。
南韓生育率回升顯示，跨領域持續協調推動，能夠減緩下滑，即使要完全扭轉趨勢仍不容易。新加坡已實施許多類似措施，當前的挑戰在於找出哪些政策與文化改變的組合，最有可能影響當地民眾的選擇。
職場文化與性別差距
學術研究愈來愈指出，職場環境是成家的主要障礙之一。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王申虎近期的一項研究發現，彈性工作安排可大幅提升 25 至 39 歲未婚新加坡人的生育意願。研究顯示，縮短工時尤其能提高男性計畫生育的可能性，而各種形式的彈性安排都能提升女性的生育意願。
研究結果凸顯了家務分工中持續存在的性別不平等。女性仍承擔不成比例的育兒責任與職涯機會成本，男性則面對不鼓勵請育嬰假的職場文化。在南韓，儘管父母雙方都可享有一年育嬰假，2020 年符合資格的父親中，只有 3.4% 申請育嬰假，日本則為 12.7%。南韓男性每天花在無酬勞動上的時間僅 49 分鐘，約為 OECD 平均值的三分之一；女性則花上三個半小時。
新加坡近期實施的三方彈性工作安排申請指引，旨在處理這些障礙。然而，文化規範可能比政策框架更難改變。研究指出，專業職業往往要求密集投入教養，並盛行過勞文化，因此生育所付出的代價尤其高昂。要處理這些結構性問題，不僅需要修改法規，還須根本改變對生產力的期待與績效衡量標準。
逆勢而行國家的經驗
多數已開發國家都苦於出生率下滑，但有幾個國家透過全面性的社會政策，讓生育率維持穩定或有所改善。法國生育率維持在 1.8 左右，是歐盟生育率最高的國家之一；其措施包括普及托育支持、優渥的育嬰假，以及從第二胎開始發放的家庭津貼。這些福利並非以扶助貧困為目的，而是作為社會基礎建設，讓不同所得階層都能將為人父母視為生活常態。
匈牙利採取更積極的財務措施，為育有四名以上子女的女性提供房貸免除及終身免繳所得稅。自 2010 年代實施這些政策以來，匈牙利生育率從 1.25 升至 2021 年的 1.6，十年間育有四名以上子女的女性人數也增加一倍。以色列則是另一個特例，透過政府資助試管嬰兒療程，以及支持宗教與世俗社群成家的文化氛圍，將生育率維持在約 3.0。
這些案例顯示，政策若能涵蓋生育所面臨的各種障礙，包括經濟、生活安排與文化因素，就能影響生育率。新加坡目前的做法已納入這些成功案例的部分措施，包括托育補助與人工生殖支持。問題在於，進一步強化政策能否克服這個城市國家的特殊限制，包括人口密度極高、教育競爭激烈，以及職場文化講求競爭。
移民與公民人口核心
新加坡政府承認，光靠本地生育率無法維持人口規模，因此計畫在未來五年每年接納 25,000 至 30,000 名新公民，以及 40,000 名永久居民。副總理顏金勇強調，即使有這些移入人口，公民人口年增率仍將放緩至約 0.5%。政府承諾維持族群平衡，並確保基礎建設跟上人口變化。
依賴移民，讓人口結構的需要與國家認同之間產生拉扯。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資深研究員陳寶玲警告，若沒有足夠規模的公民人口核心，新加坡可能淪為「另一個吸引國際移民的目的地」，而非具有深厚根基的國家。如何在融合新移民的同時，維持新加坡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獨特社會凝聚力，是一項挑戰。
移民不只是擴充勞動力的手段，也是應對低生育率陷阱的人口保障。但移民無法徹底解決本地出生人數下滑的根本問題。政府採取雙軌策略，一方面盡可能支持生育，另一方面管理移民帶來的人口組成變化。
全面改革與未解問題
為因應這場危機，總理公署政務部長英蘭妮．拉惹將主持一個新的工作小組，全面檢視婚姻與育兒支持措施。這項計畫承諾推動「全社會改革」，聚焦三個面向：改變社會對組建家庭的看法、讓職場文化配合家庭需求，以及動員整個社區支持父母。這代表政府承認，過去零散的經濟獎勵措施並不足以解決問題。
研究人員建議檢視幾項可能在無意間阻礙成家的「神聖不可侵犯之事」。新加坡推動減少汽車使用的政策雖有利環保，卻讓同時照顧年幼子女與年邁父母的家庭面臨交通安排上的困難。儘管住宅政策優先照顧已婚夫妻，可能仍未充分滿足大家庭的空間需求。工作小組也可能考慮共同分擔育嬰假期間的職務代理安排費用，避免同事對請假者心生不滿；以及立法保障下班後不必回覆工作的權利，以減輕下班後的工作壓力。
預計於 2026 年進行的擴大版婚姻與生育調查，將追蹤態度變化，為相關建議提供依據。這些措施能否扭轉數十年來的生育率下滑，仍不確定。政策研究所副教授陳恩賜指出，儘管「更多時間、更多金錢」的政策不可或缺，卻還不夠。他建議強調為人父母本身的內在回報，也就是「能夠將愛給予自己的骨肉，並從他們身上獲得愛的喜悅」。
重點摘要
- 新加坡總生育率於 2025 年降至歷史新低 0.87，居民出生人數僅 27,500 人
- 若不採取行動，公民人口將於 2040 年代初開始萎縮，每名勞動年齡成人可能須扶養 2.4 名高齡者
- 南韓生育率在大規模投資後，從 0.72 小幅回升至 0.8，為新加坡提供可能的借鏡
- 政府將成立新的工作小組，推動「全社會改革」，處理職場文化、社會觀念與社區支持等問題
- 研究顯示，彈性工作安排可大幅提升生育意願，尤其對專業工作者而言
- 新加坡計畫每年接納 25,000 至 30,000 名新公民，以抵銷低出生率的影響，同時維持族群平衡
- 法國、匈牙利與以色列的經驗顯示，全面性的政策作法有助於穩定生育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