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健康危機下，接受治療人數激增
南韓正大幅轉變因應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的方式，尋求精神科照護的兒童與青少年人數急遽增加。健康保險審查評價院最新資料顯示，過去四年間，18歲以下族群接受心理健康治療的人數增加76.6%。光是2024年，前往精神科診所就診的年輕患者便超過35萬人，與2020年記錄的198,384人形成鮮明對比。這項增勢持續不墜，2023年就診人數首度突破30萬，顯示南韓公共衛生情勢出現重大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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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療人數激增，反映多重因素交互作用。這固然代表青少年心理健康問題確實增加，專家也指出，這可能顯示社會態度正向轉變。數十年來，在南韓社會尋求精神科協助一直背負沉重污名，常被視為有損社會地位或家庭名聲。不過，現有數據顯示，求助障礙正在降低，讓更多家庭得以獲得必要照護。這也呼應全球更廣泛的趨勢：各國青少年焦慮與憂鬱的比例上升，而新冠疫情的長期影響及數位科技無所不在，往往使情況更加惡化。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疫情過後，焦慮症與憂鬱症的發生率全球至少增加25%。在南韓，年輕族群受影響尤為明顯，亟需醫療服務提供者與政策制定者共同採取有力措施。這些數據敲響警鐘，南韓必須著手處理造成痛苦的根本原因，同時擴充心理健康照護體系的量能，以因應服務需求日益增加的情況。
從過動症到憂鬱症：變化中的心理健康樣貌
患者資料分析顯示，不同年齡層的心理健康診斷各有明顯模式。12歲及以下兒童最常見的狀況仍是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2024年記錄98,318例；發展遲緩則是這個年齡層第二常見的診斷。相較之下，13至18歲青少年的情況大不相同：憂鬱症成為最常見的心理疾病，通報60,895例，其次是ADHD，共54,311例。診斷類型隨年齡改變，凸顯孩子進入青春期後，所面臨的壓力與發展挑戰也隨之變化。
依性別區分的資料也進一步呈現這場危機。男性精神科患者人數最多的年齡層為7至12歲，超過10.5萬人。相較之下，女性接受心理健康治療的比例在13至18歲最高，近9.5萬人。專家認為，這些差異與男女發展時程不同，以及成長過程中承受的社會壓力各異有關。少女憂鬱症盛行率偏高，尤其引起研究人員與臨床醫師關注。
沉重的學業期待
南韓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機的主要成因之一，是他們從很小的年紀就承受沉重的學業壓力。南韓教育制度競爭激烈，學生放學後常前往俗稱「補習班」的私立學院，補習到深夜。升學考試競爭激烈，使學業成就凌駕一切，往往犧牲身心健康。三星首爾醫院精神科教授鄭有淑指出，現在的孩子比過去更早面對學業與社交壓力，這些問題過去通常要到國中才會出現。
對成就的無止境追求，幾乎不留休閒或休息的空間，導致倦怠與焦慮。壓力不只落在學生身上，也滲入整個家庭，父母投入大量金錢與心力在子女教育上。在高度競爭的社會中，擔心落後可能令年輕人不堪負荷，進而感到絕望、承受嚴重痛苦。隨著壓力加劇、出現年齡愈來愈早，診斷人數上升，以及兒童求助精神科的年齡下降，都顯示心理健康所受的衝擊日益加深。
數位困境：社群媒體與螢幕使用
除了學業壓力，數位環境也是南韓青少年心理健康惡化的重要因素。專家指出，社群媒體使用增加是主要成因之一。青少年不斷接觸大量資訊、網路霸凌，以及與網路同儕進行不切實際的比較。行動數據分析公司IGAWorks的資料顯示，南韓青少年平均每天花98分鐘觀看YouTube影片、49分鐘瀏覽Instagram內容。如此長的螢幕使用時間，令家長與醫療專業人員憂心其對發育中大腦的影響。
發表於ScienceDirect的同儕審查研究指出，智慧型手機使用與性別之間存在一項值得關注的關聯。研究發現，使用智慧型手機時間愈長，女孩的憂鬱症狀與自殺意念愈多，但男孩並未出現同等程度的情況。研究指出，透過智慧型手機與親友聯繫等社交及積極使用方式，可能與較少的憂鬱症狀相關；不過，整體使用時間仍是重要的風險因素。研究結果顯示，數位媒體對不同族群的影響因性別而異，因此有必要採取符合個別需求的介入措施。
「與過去相比，南韓社會對看精神科醫師的偏見與恐懼較少，求助治療的門檻也因此降低，」首爾大學醫學院兒童與青少年精神科教授洪淳範表示。
這名教授進一步指出，患者人數增加，也反映家長在透過電視與YouTube接觸兒童精神科相關內容後，開始尋求專業協助。這顯示媒體扮演雙重角色：一方面透過社會比較加劇焦慮，另一方面也能作為教育與提升認知的工具，協助家長辨識原本可能被忽略的症狀。
生命的代價：案例與自殺問題
數據背後，是年輕人努力因應困境的真實故事。《韓國中央日報》報導的一個案例，呈現這些挑戰的複雜性。首爾一名9歲男童在父母離婚後開始接受憂鬱症治療。他的母親描述，不穩定的家庭環境影響孩子的情緒發展，使他變得易怒，也更常使用智慧型手機。這個案例凸顯，家庭關係與數位內容消費交互作用，可能引發心理健康危機，即使年紀很小的兒童也不例外。兒童憂鬱症的表現往往與成人不同，例如易怒或過度敏感，這些症狀可能被誤認為一般的行為叛逆。
心理健康問題若未獲治療或處理不當，最嚴重的後果就是自殺。自2011年以來，自殺一直是南韓9至24歲族群的首要死因。「沉默型」自殺現象使情況更加嚴峻，受害者事前沒有明顯問題或清楚的環境風險因子。研究顯示，南韓青少年自殺案例中近半屬於此類，比例遠高於其他國家。這表示許多年輕人可能獨自承受痛苦，不知道自己有心理健康問題，或因污名仍未消除而不敢求助。
自殺的影響遠不止於當事人。一人自殺，約會影響其社交圈中的60人，造成悲傷與創傷的連鎖效應。研究顯示，自殺者家屬罹患心理疾病或自殺的風險也高出許多。2021年，青少年自殺率增加10.1%，增幅為所有年齡層之最。這些悲劇凸顯，必須及早介入並建立支持系統，在年輕人陷入危機前及時伸出援手。
治療體系面臨的關鍵挑戰
治療人數增加顯示服務可近性提高，但南韓心理健康體系仍面臨重大挑戰。其中一項主要問題是缺乏服務高風險患者的資源。翰林大學聖心醫院精神科教授洪賢珠指出，醫院沒有足夠病床收治曾企圖自殺的兒童。她表示，嚴重症狀的案例愈來愈多，例如10歲兒童因憂鬱症住院，這類情況過去相當少見。住院設施與人力不足，限制了體系處理急性危機的能力。
另一個日益受到關注的問題，是可能過度依賴藥物。ADHD藥物常被暱稱為「讀書藥」，因為許多人認為藥物能提升專注力，近年使用量大增。2022年至2024年間，19歲及以下患者的ADHD藥物處方達335萬張。光是2024年，開給未成年人的處方就有137萬張，較前一年增加21.9%。這項增幅引發討論：這些藥物究竟是用來治療確實存在的疾病，還是被用來提升學業表現。南韓藥品安全與風險管理研究院已將ADHD藥物納入用藥紀錄查核系統，以監測使用情形，但處方量居高不下仍引發爭議。
醫療權威的爭論
包括部分醫療專業人員在內的批評者認為，現行體系過度依賴生物醫學照護模式。在南韓文化中，醫師往往被視為不容質疑的權威。精神科醫師開藥後，患者與家屬很少質疑用藥必要性，或進一步了解其他選擇。對醫師的尊重，加上門診時間短，往往不到10分鐘，可能使患者長期依賴藥物，卻未處理造成痛苦的心理或社會根源。有些專家主張採取更全面的照護方式，納入心理治療、社區支持與生活型態調整，而非只依賴藥物。
政策因應與未來解方
面對日益加劇的危機，南韓政府正研議多項政策措施。南韓放送通信委員會委員長金鍾徹表示，加強限制兒童使用社群媒體將列為優先工作。這與其他國家的作法一致，例如澳洲近期禁止16歲以下兒童使用社群媒體。不過，管制只是解方之一。專家強調，必須採取全面作法，結合教育、早期介入與社區支持。
在校園推廣心理健康素養（MHL），被視為重要的預防措施。教育部「學校心理健康資源與研究中心」已為教師設計相關課程，供國高中課程採用。這些課程旨在教導學生維持良好心理健康、辨識症狀，並且不帶羞恥感地尋求協助。研究顯示，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態愈正向，心理健康素養程度也愈高。將這些課程融入日常教學，有助學校培養學生所需能力，讓他們能因應現代生活的壓力。
此外，各界也呼籲擴大「守門人」的角色，由受過訓練的教師與輔導人員辨識有風險的學生，並轉介至專業服務。校園現行心理健康計畫已顯示出降低自殺風險的成效，但常受限於經費不足。目前，心理健康支出不到南韓醫療總支出的3%，遠低於世界衛生組織建議的15%至50%。增加這方面的投資，是為全國青少年建立永續支持體系的關鍵。
總結
南韓青少年心理健康病例增加，是涉及多重因素的問題，需要家庭、學校、醫療服務提供者與政府共同因應。治療人數增加固然令人憂心，但也代表南韓正逐步打破長期籠罩心理疾病的污名。透過處理學業壓力與社群媒體影響等痛苦根源，並建立更健全、更具同理心的照護體系，南韓才能為下一代的身心健康提供保障。
- 2020年至2024年，南韓接受心理健康治療的18歲以下青少年增加76.6%，患者人數超過35萬。
- ADHD是12歲以下兒童最常見的診斷；13至18歲青少年則以憂鬱症為最常見的狀況。
- 學業壓力與競爭激烈的升學考試，被視為學生壓力與焦慮的重要成因。
- 自殺仍是9至24歲南韓年輕人的首要死因，「沉默型」自殺比例偏高，事前沒有警訊。
- 專家呼籲在校園加強心理健康素養教育，並提高政府對心理健康基礎設施的支出。
過度使用社群媒體與智慧型手機，與憂鬱症狀增加有關，在少女身上尤其明顯。
ADHD藥物處方大幅增加，引發外界憂心「讀書藥」遭濫用以提升學業表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