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件調查，僅通報12人的查訪結果
斯里蘭卡失蹤人士辦公室（OMP）表示，截至2023年12月31日已完成5,791件調查。同一份年度報告中，查訪單位指出，在警方協助下進行的調查，已查明12人的下落：6人在斯里蘭卡，4人合法居留海外，1人在海外但身分未合法化，另1人則被列為已不再失蹤。
目錄
這些數字反映的是一個肩負更重大責任的機構中，不同面向的工作。該辦公室資料庫共有21,374件書面申訴；其他紀錄被歸類為失蹤軍人、重複案件或不在其職權範圍內的案件後，列為有效案件的有14,988件。全國各地的家屬仍在尋求那個最重要的答案：失蹤的人究竟遭遇了什麼？
該辦公室的2023年年度報告記錄了數千次訪談、財務援助建議，以及協助取得法律文件等工作。報告也指出人手有限、難以彙整先前委員會的證詞，以及建立公眾信任不易。
對已向政府官員作證的親屬而言，挑戰具體而令人痛心。多年前提供的證據必須被找出、妥善保存並納入調查，而不是讓家屬一再重述失去親人的經歷。辦公室自身的紀錄說明，統計調查件數、提供支持及查明失蹤者下落，是必須分開理解的工作。
跨越社群的尋人行動
在人民解放陣線（JVP）1971年及1987至1989年的起義期間，以及斯里蘭卡政府與泰米爾伊拉姆猛虎解放組織（LTTE）之間、於2009年結束的內戰期間，數以萬計的人失蹤。南部的僧伽羅家屬、集中在北部與東部的泰米爾家屬，以及穆斯林家屬，都曾遭受苦難。
一名退休的穆斯林公務員曾調查1980年代以僧伽羅人為主的失蹤案件。他回憶，證詞提到屍體被插在木樁上示眾、倖存者躲在屍體下方，以及因彈藥耗盡而倖免於難的人。如今他身體虛弱、旅居海外，仍無法忘懷作證女性的悲痛與恐懼。
總部設於斯里蘭卡境外的國際真相與正義計畫（ITJP），致力保存他的記憶，並找回過去總統委員會的紀錄。這項工作包括尋找從未數位化的報告、掃描文件，以及比對數千個姓名。這些關於僧伽羅人失蹤案件的細緻工作，大多由一名泰米爾研究人員完成。
斯里蘭卡在10月27日舉行失蹤者紀念日，紀念活動源於JVP起義及政府反叛亂行動期間的暴力事件。尋求答案的工作橫跨那些時期與社群。聯合國強迫或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在2015年記錄，斯里蘭卡未結案件數為全球第二高，僅次於伊拉克。
辦公室成立的任務
強迫失蹤是指國家官員，或經國家授權、支持或默許行事的人，帶走某人後隱瞞其命運或下落，或拒絕承認拘押此人。當事人因此無法受到法律保障。國家的義務包括調查、查明事實、將責任人繩之以法並提供補救。
OMP的職權範圍較廣，涵蓋與衝突、政治動盪及民間騷亂有關的失蹤案件，也包括被列為失蹤軍人的軍方或警方人員。其職責包括查訪失蹤者、保護親屬與證人、彙整紀錄並提出援助建議。
推動成立該機構的運動歷時數十年。相關記述將其成立時間定於2017年；辦公室年度報告則指出，該機構依據2016年通過的法律，於2018年正式設立並開始運作。重要進程如下：
- 2016年：國會通過《2016年第14號失蹤人士辦公室法》。
- 2018年：OMP作為常設機構開始運作。
- 2020年2月：辦公室開始請家屬核實紀錄，同時在內部檢查重複案件。
- 2020年11月26日：辦公室向各分處公布失蹤人士名單。
- 2022年2月：辦公室暫停受理申訴，以集中處理既有案件。
- 2023年12月31日：辦公室通報第一階段已完成5,791件調查。
公開名單存在重大地區缺漏
OMP的公開申訴名單說明了紀錄的彙整方式。資料來自民眾直接申訴、各區秘書處蒐集並轉交的紀錄（由前國家融合與和解部轉交），以及軍方提供的失蹤軍人人員名單。
公布通知指出一項重要缺漏：申訴件數最多的巴提卡洛阿區（Batticaloa）未列入名單，原定稍後公布。通知並未說明這些紀錄何時發布。因此，讀者在考量名單涵蓋範圍時，必須留意這項地理限制。
民事案件紀錄列有OMP參考編號、當事人的英文姓名及僧伽羅文或泰米爾文姓名、失蹤日期，以及當事人最後居住的區。軍方案件則包含更多資料，例如服役編號、階級及失蹤地點。
辦公室表示，名單中有些案件仍須釐清是否屬於其職權範圍。辦公室也指出，過去政府機關、委員會及其他組織的資料應彙整至資料庫。這項工作直接連結公開名單與家屬原本期盼政府保留的舊有證詞。
資料庫數字的意義
OMP於2022年3月記錄21,374件直接申訴，並再次通報截至2023年底有21,374件書面申訴。在這個總數中，6,386件被歸類為失蹤軍人、重複紀錄或不在其職權範圍內的案件，剩下14,988件有效紀錄。
這6,386件涵蓋三種不同類別。失蹤軍人明確屬於《OMP法》的適用範圍，重複紀錄及職權範圍外的申訴則須以不同方式處理。報告未細分各類案件的數量。
辦公室依失蹤時間劃分調查工作，優先處理2000年後的案件，其次是1980至2000年的案件，最後是1980年以前的案件。其法律職權涵蓋所有失蹤案件，不限失蹤時間；但這個排序使第一階段的調查重點落在較晚近的衝突時期。
2023年報告指出，比對先前委員會報告與證詞紀錄耗費大量工作時間。報告估計，受過訓練的社工每天最多能處理15份檔案。對受早期起義影響的家屬而言，這項尚未完成的工作涉及可能已有數十年歷史的證據。
調查總數增加，紀錄仍須更清楚核算
OMP的2022年年度報告記錄，截至該年底累計調查2,647件，其中2,110件於2022年完成。2023年報告則稱，累計調查總數達5,791件，2023年進行了2,832件調查。
公布的數字存在核算落差：在前一年的累計總數2,647件上加計2,832件，結果是5,479件，而非5,791件。2023年報告對第一階段尚餘調查件數也列出兩個不同數字，一處為1,221件，另一處為1,150件。報告未說明這些差異。
調查小組通常由三名專業人員組成。他們向親屬蒐集失蹤者及失蹤情況的資訊，並請一名額外證人另行接受訪談。小組接著提出建議，內容可能包括法律文件、財務援助、住房或進一步調查。
查訪單位通報，截至2023年底，有931件申訴獲建議進一步調查，其中338件已採取行動。涉及50名失蹤者的報告已轉交刑事調查局。除了該單位稱已查明下落的12人外，另有4件檔案因法院程序仍在進行而暫時擱置。
財務援助與追尋真相
2023年報告列出以下建議：向2,252個家庭發放家庭重建補助、協助1,565個家庭取得法律文件、對587件案件進行查訪或進一步調查，以及向257個家庭提供支持。這些是調查小組提出的建議；款項與文件由相關主管機關交付給家屬。
失蹤證明書可正式確認某人失蹤，並在其命運未明期間，協助親屬處理行政事務。報告也記錄轉介申請死亡證明書的案件。財務援助則是為了解決另一項迫切後果：失蹤可能使家庭失去主要收入來源，而親屬還得花錢尋人。
國際特赦組織在2020年11月聲明中表示，每月6,000斯里蘭卡盧比的生活津貼僅發放給少數家庭，之後的政府便停止付款。該組織呼籲恢復並擴大這項援助。
時任國際特赦組織秘書長辦公室主任的大衛・格里菲斯（David Griffiths）談到親屬面臨的財務損失：
主要收入來源失蹤，往往會使一個家庭陷入財務困境。
先前按月發放的津貼與後來提出的家庭重建補助建議，屬於不同的報告期間。2023年的數字涉及建議提供的援助；2020年的聲明則描述一項已開始發放、後來又停止的津貼。
保護與參與仍是關鍵
追查失蹤案件的家屬與律師曾遭受威脅。國際特赦組織於2020年表示，軍方對賈夫納大學當局施壓後，人權律師庫馬拉瓦迪維爾・古魯帕蘭（Kumaravadivel Guruparan）被迫離開賈夫納大學的職務。他曾代表24名泰米爾青年家屬；這些青年於1996年遭帶走並被軍方拘押。
律師阿查拉・塞內維拉特納（Achala Senevirathna）代表11名青年的親屬。這些青年據稱於2008至2009年遭斯里蘭卡海軍軍官強迫失蹤；她曾收到包括強暴與殺害威脅在內的恐嚇。國際特赦組織當時表示，儘管她提出申訴，主管機關仍未採取行動。
OMP年度報告記錄，部分調查地點曾發生抗議，辦公室表示這些抗議意在阻止申訴人參與。辦公室將抗議歸因於對賠償的誤解，以及要求國際司法或國際介入。辦公室也指出，建立公眾信任是一大挑戰。
在涉及遺骸的調查中，參與同樣重要。在一宗由瓦武尼亞高等法院審理的案件中，OMP支持家屬參與調查並由律師代表，參與地方法官對遺骸進行的調查。辦公室表示，親屬可能為調查人員提供關鍵資訊。
尋人工作面臨的實際限制
OMP表示，目前有5個區域辦公室，低於原定設置12處的規劃，其中包括基利諾奇辦公室。2022年的人力資料顯示，核准員額為255人，但只有24名正式員工及4名約聘人員。隔年的報告仍指出，人力短缺影響調查與家庭支持工作。
辦公室也表示，2017年修法刪除創立法中的第11(a)條，造成其獨立性方面的困難，尤其影響與履行職權所需的個人或組織簽訂協議的能力。主管人事變動及招募問題也加深了這些限制。
申訴受理於2022年2月暫停，讓工作人員能集中處理既有案件。2023年報告重述了這段歷史，但未說明一般申訴何時恢復受理。報告當時提出在隔年完成第一階段剩餘調查的計畫，屬於當時設定的目標。
對家屬而言，進展同時涉及多項具體需求：能夠聯繫辦公室、作證時受到保護、在失去親人收入後獲得生活援助，以及調查能運用新資訊與已記錄的證詞。OMP報告記錄了這些方面的行政工作，但通報查明失蹤者下落的案件數量要少得多。
重點
- OMP通報截至2023年底已完成5,791件調查，資料庫有14,988件有效紀錄。
- 查訪單位通報已取得12人的下落資訊，並已對建議進一步調查的338件申訴採取行動。
- 公開申訴名單最初未納入巴提卡洛阿區；該區的申訴件數最多。
- 辦公室優先處理2000年後的案件，先前委員會的紀錄仍有待彙整。
- 建議措施包括財務援助與法律文件，並轉介其他主管機關辦理。
- 人力短缺、追查案件者遭受威脅、公眾信任不足，以及公布數字不一致，都使尋求答案的工作更加複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