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揮調查報告指出:澳軍在阿富汗失去對SAS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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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stralian Army Lost Control of SAS in Afghanistan, Command Review Finds

指揮失靈超出巡邏隊層級

一份最新公布的官方調查摘要指出,澳洲陸軍指揮官任由阿富汗特種空勤團(SAS)內的指揮權逐漸落入中士與下士手中。這份22頁的文件描述了一種「指揮權倒置」:巡邏隊指揮官權力日增,一些軍官則不願或無力領導他們。

目錄
  1. 指揮失靈超出巡邏隊層級
  2. 先前調查確認的事實
  3. 指揮權如何逐級下移
  4. 指揮官錯過的警訊
  5. 俘虜、栽植武器與虛假說詞
  6. 高階領導人的責任意涵
  7. 兩名士兵面臨刑事訴訟
  8. 調查進程
  9. 重點

澳洲國防軍監察長的檢討,將審查範圍擴大至涉嫌非法殺戮事件背後的領導失職。報告形容一群有影響力的士官是「飛車黨」,並指出高層司令部未能有效處理警訊,包括阿富汗死亡人數上升,澳軍傷亡卻沒有相應增加。

摘要未點名任何人。核心發現關乎組織的運作方式:軍官模糊了職業界線,監督力道減弱,小隊則能自行選擇並執行任務,幾乎不受有效監督。

報告指出,失去控制是逐漸發生的:

指揮體系的崩解,是在一段長時間內逐步發生的。

報告也指出巡邏隊層級以上的失職:

部分高層司令部人員似乎已察覺更廣泛的衰退跡象。未能有效介入,且任由衰退持續,顯示不同層級都缺乏有效領導。

對於尋求真相的阿富汗家庭,以及面臨審查的澳洲軍人,調查結果將兩種責任並列:針對特定死亡事件的刑事訴訟,以及讓危險作法持續下去的制度責任。

先前調查確認的事實

國防部於2016年委託進行最初的阿富汗調查,起因是外界流傳可能違反武裝衝突法的傳聞與指控。這些規則規範戰爭期間的行為,包括保護平民與俘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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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防部的阿富汗調查專頁指出,調查範圍涵蓋2005年至2016年間特種作戰特遣部隊的行動。調查獨立於澳洲國防軍指揮體系與政府運作。國防軍司令於2020年11月6日收到報告,並於11月19日公布調查結果。

由保羅・布雷頓少將(Major General Paul Brereton)主持的調查發現,有可信資訊顯示25名現役或退役國防人員涉及嚴重罪行,包括涉嫌從旁協助。調查建議警方調查19名士兵涉嫌殺害39名俘虜與平民,以及殘酷對待另外兩人的案件,並建議將36起事件移交澳洲聯邦警察調查。

調查確認的25人與建議警方調查的19人,是調查結果中不同的群體。調查結論是存在可信資訊,應進一步調查;刑事起訴則須經由獨立的法律程序決定。

調查人員在為期四年半的調查中訪談423名證人,檢視超過2萬份文件與2萬5,000張影像。

指揮權如何逐級下移

SAS巡邏隊指揮官通常由中士擔任,帶領4至6名士兵。士官,包括中士與下士,在軍事單位中提供經驗豐富的領導;軍官則負有正式指揮責任。

新檢討指出,兩者的關係已經倒置。報告對初階軍官的描述相當嚴厲:

這導致初階軍官實際上從屬於士官,所處地位最貼切的形容是『習得性無助』。

部分初階軍官試圖透過「袍澤情誼」,以及與自己應該指揮的士兵過度親近,來爭取接納。一起飲酒、直呼名字,以及不設限地提供酒類,都削弱了階級界線。有些軍官也感到缺乏高層指揮部的支持。

巡邏隊指揮官有更多空間自行挑選並執行任務。檢討指出,情報評估缺乏客觀性,軍事律師也對這些小隊抱持同情態度。報告還指出,美國與英國特種部隊及其他政府機構(包括情報機關)施加了過度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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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揮官錯過的警訊

約自2009年起,戰事日趨激烈,SAS小隊愈來愈專注於追捕塔利班領袖;若無法逮捕,獲准將其擊斃。塔利班也進行暗殺,目標往往是替阿富汗政府工作的平民。

高層司令部掌握的資料顯示,被記錄為遭擊斃的敵方戰鬥人員人數不斷增加,當中還出現突然飆升的情況。檢討也指出,受傷叛亂分子人數偏少,以及澳軍傷亡人數偏低,都是需要留意的模式。

部分指揮官注意到這些數字,也聽聞不當行為的傳聞;另一些人則沒有。檢討指出,沒有跡象顯示聽聞傳聞的指揮官曾參與其中,但未採取有效行動的情況極不尋常。

摘要也提到,允許未通過強制心理健康檢查的SAS士兵返回阿富汗一事,「似乎未見陸軍司令部(CA)提出意見」。CA指陸軍司令。肯・吉萊斯皮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Ken Gillespie)於2008年至2011年擔任該職,但摘要本身並未點名任何人。

綜合而言,調查結果指出,監督本應發揮作用的多個環節都出現失職:決定哪些人適合部署、核准行動、查核情報,以及檢視死亡人數的模式。

俘虜、栽植武器與虛假說詞

布雷頓調查發現,有可信資訊顯示部分初階士兵受到巡邏隊指揮官指示,殺害俘虜以取得首次殺敵紀錄;這種作法稱為「見血」。調查也檢視在屍體旁放置武器、無線電和其他裝備,藉此讓死者看起來像是合法目標的作法。

布雷頓解釋這類物品的用途如何演變:

但這種作法後來逐漸演變成掩蓋蓄意非法殺戮的手段。

調查也發現,對於何種情況可視為直接參與敵對行動、因而成為攻擊目標,存在寬鬆的解釋。對平民而言,這種認定可能決定士兵是否認為使用致命武力屬於合法。

布雷頓表示,列入可能刑事調查的案件中,死者的受保護身分理應明顯可辨:

經認定有可信資訊顯示涉及戰爭罪的案件,其死者當時是非戰鬥人員一事,已經或理應明確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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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指出,特種部隊社群凝聚力極強,保密文化與忠誠觀念使取得真實證詞變得困難。虛假說詞與栽植的裝備,也妨礙了死亡事件發生後本應進行的查核。

高階領導人的責任意涵

這份新檢討是在布雷頓調查之後進行,回應公共討論中的一個核心問題:軍官如何在保有正式指揮權的同時,任由巡邏隊領導者掌握如此大的實際控制權。

先前的調查並未將涉嫌殺戮的直接責任歸咎於軍官,但確實指出他們對周遭文化負有間接責任。布雷頓提到,團內推崇戰士文化的人,以及散播這種文化、具有影響力的士官,都應承擔責任。

最新摘要更完整地說明指揮失職,包括監督薄弱、關係界線模糊,以及缺乏有效介入。報告將組織運作的責任,與對個別行為的調查並列。

2020年調查結果公布時擔任國防軍司令的安格斯・坎貝爾上將(General Angus Campbell),曾為澳洲士兵的不當行為道歉。他直接描述相關指控:

據稱,部分巡邏隊自行執法、違反規則、捏造說詞、謊話連篇,並殺害俘虜。

坎貝爾宣布,SAS第二中隊將從陸軍戰鬥序列(即軍事單位的正式名冊)中撤除。他表示,陸軍司令將成立一支以新名稱和新文化為基礎的替代中隊。布雷頓調查也建議政府在法院程序結束前,先向受害者家屬提供賠償。

兩名士兵面臨刑事訴訟

奧利佛・舒爾茲(Oliver Schulz)與班・羅伯茨-史密斯(Ben Roberts-Smith)已被控戰爭罪。兩人均否認指控。

舒爾茲面臨的謀殺案預定於2月開庭審理。他的律師表示,他打算主張自己是奉命行事。羅伯茨-史密斯被控處決或下令處決五名俘虜;他則表示,自己遵守在阿富汗服役的澳洲士兵所受訓練及適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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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調查結果的報導未說明舒爾茲預定開庭的年份,也未說明這份指揮檢討摘要的發布日期。

刑事案件將審理個別指控;指揮檢討則關注士兵部署與行動時所處的更廣泛環境,包括他們接獲的指令、所受的監督與審查。

調查進程

對澳洲特種部隊行為的檢視,涵蓋戰時行動、獨立調查,以及後續對領導問題的審查。以下主要日期說明相關行為與後續處理受到檢視的時間跨度:

  • 2005年至2016年:最初的阿富汗調查所涵蓋的特種作戰特遣部隊行動期間。
  • 約自2009年起:戰事加劇,SAS行動愈來愈聚焦塔利班領袖;指揮檢討如是指出。
  • 2016年:國防部委託澳洲國防軍監察長進行獨立的阿富汗調查。
  • 2020年11月6日:國防軍司令收到調查報告。
  • 2020年11月19日:調查結果對外公布。
  • 布雷頓調查之後:國防部委託進一步檢視指揮失職,相關內容如今已透過公開摘要說明。

對於據稱有家人遭殺害的阿富汗家庭,調查建議的賠償提供了一種可在刑事案件結束前推進的補償方式。對陸軍而言,最新調查結果讓日常指揮職責受到關注:查核行動紀錄、追問異常的傷亡模式,並確保經驗豐富的士兵仍須對軍官負責。

重點

  • 澳洲國防軍監察長一份22頁摘要指出,澳洲陸軍領導階層任由SAS行動的實際控制權轉向有影響力的巡邏隊指揮官。
  • 檢討指出監督薄弱、階級界線模糊,以及未能處理傷亡數據與相關傳聞等問題。
  • 布雷頓調查發現,有可信資訊涉及涉嫌殺害39人的案件,並建議警方調查19名士兵。
  • 最初的調查涵蓋2005年至2016年,並檢視423名證人的證詞。
  • 奧利佛・舒爾茲與班・羅伯茨-史密斯面臨戰爭罪指控。兩人均否認不當行為。
  • 調查結果將審查範圍從個別涉嫌犯罪行為,擴大至負責指揮的軍官與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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